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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开国及其灭亡

喵尔摩丝 发表于 2019-1-23 00:53: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朝(公元1636年~1911年,一说1616年建立,1644年起为全国性政权),又称大清,简称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清朝共历经十二帝,统治全国268年,入关后的十位皇帝分别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作为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页,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清朝既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失败与屈辱的辛酸记录。二百多年间,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先后有十二位皇帝统治着这个泱泱大国。无论是一代圣君康熙帝,还是短命的同治帝,都对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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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与攘夷思想

  清朝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经历了与明朝之间大约30年的漫长战争,于明朝灭亡后进入北京,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在汉人看来,清朝即是夷狄,因此不难想象,清朝对汉人的统治面临诸多困难。事实上,汉人中确实有一些主张攘夷并对清朝怀有强烈的敌忾之意者。清朝对此有时进行镇压,有时则采取怀柔之策。

  清朝对汉人实施的剃发令一度危及了王朝自身的前途,但仍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严格地推行这一法令。居于曲阜的孔子后人虽曾请求特别赦免,但未获应允,故不得不抛弃数千年的传统,服从夷狄的风俗。历代古书中能找到的有关夷狄的记述都经审查后被改写,“夷”“狄”等字眼必须避讳,用其他字词来代替。明代书籍中有关满人的部分都被删除,过甚者则被焚毁。此外,清朝还屡屡大兴文字狱,有不少文人学者因遭质疑鼓吹攘夷思想而被处以重刑。

  清朝的皇帝致力于使民众承认,自己乃中国的正统之君。康熙帝还曾亲自说明清朝之所以得天下的理由:清朝不是灭亡明朝以取代其当政的,而是明朝自身陷于灭亡后,清朝从逆贼手中夺回正统,为救人民于涂炭之苦,而成为中国之主。其后,雍正帝以儒家的君臣大义,试图使汉人明白:君臣间的道德乃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不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今,既然满人成为汉人的君主,那么汉人就不得再有二心。据此,满人要求汉人应绝对忠诚于清朝的统治。清朝皇帝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像清朝这样堂堂正正地取得天下的王朝是前所未有的。清朝原本与明朝是地位对等的国家,因德行高尚,所以受命于天,吞并了明朝的天下,这种取得天下的方法才是理想的正统君主的应有行为。起兵于民者,若欲建立王朝,必须对其旧君主引弓相向,所以对于元朝来说,明朝的太祖只不过是一介乱民。而清朝原本就与明朝地位对等,没有忠于明朝的义务,明朝皇帝未能尽其天子之职,失去了天命,清朝才取而代之支配天下。所以,清朝对中原的统治才是天命的体现。

  就这样,清朝对汉人的攘夷思想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不久后,清朝又发现了将此思想转向外部的方法。西洋人在中国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葡萄牙人开始向东方航行之后,耶稣会传教士为寻求布教的新天地,来到了印度与中国。中国当时正值明朝末年国势不振之际,朝廷大臣中也出现了徐光启这样的改宗者,但徐光启其实是通过改宗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试图挽回国运。事实上,明朝对新兴的清朝曾屡屡施加打击,对其剑锋加以重挫的是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铸造的红衣大炮。但是,清朝也学会了使用大炮并用以攻打明军,结果导致明军失去了胜算。

  清朝迁都北京后,汤若望等人继续为清朝服务,北京城内的天主教堂也得以保留。清朝往往任命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负责制定历法。康熙帝尤其欣赏西洋科学的精准性,常命传教士侍从于左右,并请其讲授数学、物理学、地理学等。但是,传教士原本的目的在于传教,他们曾得到康熙帝的许可,在中国各地进行传教,但由于后来罗马教皇判定儒教与基督教不可并立,康熙帝遂怒而禁止传教。不过在当时,西洋人来中国是未被禁止的,所以康熙帝禁止传教之后,仍然有大量传教士居住在中国,其中也有人偷偷地从事传教。这一时期欧洲的形势在中国也得到了反映,法国籍的耶稣会士在中国人数极多。

  雍正帝即位后,根据地方官员的进言,认为基督教有害中国之国体,故下令除清政府所任用的人之外,所有居于中国的传教士都须退居至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清朝尊崇中国文化之传统,并担当了守护这一传统的角色,故认为西洋传教士是试图以夷狄之道改变中国之道,将其视为有可能灭亡中国社会的危险因素。

  乾隆帝与雍正帝不同,他对西洋文化采取了理解的态度,对奉仕于宫廷的传教士予以优待,但他绝非要解除对耶稣会士传教的禁令。另一方面,在欧洲也是一样,由于耶稣会士屡次过度干预政治,因而到处遭到非难,被认为蓄意策划阴谋。对此,罗马教皇听从了信奉旧教的各国国王的劝告,下令解散耶稣会。此举使得中国境内的耶稣会传教士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又由于取而代之的其他旧教组织缺乏在中国传教的热情,所以北京的天主教堂终于不再有人居住,自然地陷入关门的悲惨境地。于是,中国的基督教问题就这样一度消失了,代之出现的则是通商问题。

  中英通商的由来

  靠近广州的澳门,是明代葡萄牙的海上势力达到鼎盛时,由葡萄牙人建立的殖民地。葡萄牙人先是得到了当地官员的许可,在这里借地建了商馆。后来,在不知不觉间,澳门就变成了葡萄牙的领地。荷兰人一度试图夺取此地,但未能成功。最终,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地位确立下来。进入清代之后,澳门成了中国沿岸地区唯一的欧洲人聚居地。欧洲人虽然可以到广州进行贸易,但不能与家人一起在广州定居,所以在完成贸易活动后必须回到澳门。

  广州地区的贸易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西洋人的贸易对象仅限“行商”这类特许商人,行商之名得自“十三行”,后者也是西洋人在广州活动时的住所。随着广州的国际贸易日渐隆盛,行商得以积累大量财富,行商的居所也被建造成豪华壮丽的西式风格,使许多中国人纷纷侧目。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确立霸权之后,通过澳门,英国人在中国的贸易也变得日益兴隆。英国人原本试图在浙江宁波附近建立独占的根据地,但由于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而未果,故不得不将其贸易局限于广州一地。但随着其在海上的称霸,英国整合了本国的工业和殖民地的资源,逐渐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尽管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这一绝佳位置,英国人仍然在广州贸易中占据着首要地位。此后,英国掌握了欧洲对中国贸易的领导权,与此相伴随,英国人也不得不代表全体欧洲人,承担起改良中欧贸易方式的责任。

  清朝政府严厉的对外贸易统制政策,特别是行商的独占权,尤使外商感到不便。行商独占了贸易的利益,外商对中国官员也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赠与。事实上,行商伍氏③等人在19世纪初堪称世界头号富豪。另外,即使西洋商人和行商之间发生纷争,驻在澳门的外国官员也没有与中国官员进行对等交涉的权利,只能和普通的中国百姓一样向中国政府提交请愿书。

  英国压倒法国并在印度确立霸权的十年后,英国国王派遣特使马戛尔尼访问中国,试图向乾隆帝提议改善贸易方式。然而,乾隆帝对此举的理解是,英国国王是在请求成为清朝的朝贡国。对此,乾隆帝褒奖了英国使臣的忠诚,便命其退下。中国皇帝认为,对于夷狄之臣,在朝仪上采取宽容的态度并允许其拜谒,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又派遣使者阿美士德访问中国,试图与嘉庆帝进行交涉。然而,当时清廷要求英国使节在谒见皇帝时,须作为朝贡使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结果,阿美士德虽然进了北京,但最终未能谒见皇帝,便愤然离去了。

  尽管经历了种种不便与屈辱,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仍然不能放弃对广州的贸易,其原因便在于中国有其特有的物产。特别是中国的茶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得到了普及,作为日常饮料成为欧洲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茶叶不仅在贸易层面有极大的利润,相关消费税在政府收入中也占有巨大份额。众所周知,这正是美利坚合众国爆发独立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状态,为了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绢等,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现银。这些白银成为清朝乾隆帝的全盛时代得以出现的源动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对此,英国试图以印度出产的棉花作为对华贸易的代偿品,然而勤勉的中国劳动者利用这些棉花织成棉布,然后输出棉布制成品,从而获取了巨大的外贸利益。19世纪初广州贸易的大致形势就是如此,不久后,欧洲的工业革命浪潮波及东亚,这一形势终于发展到了即将发生逆转的时刻。

  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纺织业,其性质仍然是手工业,英国兰开夏的机械工业发展起来后,很快压倒了手工业。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将鸦片作为对华贸易的商品,将其输出到中国。鸦片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嗜好品,市场需求量大增。但由于鸦片有害健康,所以在嘉庆年间,清朝政府曾屡次发布禁令,禁止贩卖鸦片。对此,沿海的中国人与英国商人从事走私贸易,将鸦片转卖至内地,并结成了以走私鸦片为目的的秘密组织,政府为了取缔这些组织费尽了心思。很快,鸦片的盛行逆转了以往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大量购入鸦片导致白银年年外流,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失业者,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走私贸易的猖獗。

  道光年间,清朝政府再度发布严禁鸦片的禁令,然而政府也意识到,仅仅通过制约中国人是难以取得实际成效的,故试图对进入广州的外国人也施加禁令。于是便出现了林则徐以强硬手段打击鸦片商人之举,不幸的是,其结果是引发了战争,清朝战败,不得不被迫求和。

  至此为止,清朝皇帝一直自诩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皇帝,并自负地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对缺乏物资、无法自立的夷狄朝贡国的恩惠。事实上,尽管乾隆帝时尚有实施这一朝贡贸易政策的余地,但到了道光帝时,该政策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而对于这种变化,清廷却未能有所察觉。而且,这种变化不仅是清朝势力的衰微所致,还与这一时期欧洲先后进行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无关系,欧洲的力量与百年前相比,已经有了今非昔比的变化。利用蒸汽动力航行而来的英国军舰,可以轻松地集结于中国沿海地区,其大炮令中国的炮台毫无还手之力;英国舰队可以横陈长江,截断从中国南方前往北方的谷物运输之路。清朝因此陷入瘫痪,不得不接受英国提出的讲和条件,与之签订了《南京条约》(1842年)。

  《南京条约》规定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于是在广州湾之外,与西边的澳门相对,东边的香港被建成了一个自由港。在英国人的经营下,香港逐渐取代了澳门,成为推进英国在远东地区商权的根据地。十年后,日本面对美国使节佩里时之所以缔结了通商条约并实施了开国政策,就是因为看到了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

  《南京条约》还规定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五港,以进行对外贸易,并规定贸易应由中英两国人民自由进行,且废除了行商的贸易独占权。然而,此举并未取得英国人所期待的成效,即清朝虽在强制之下开了港,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国。所以即使英国人来到了开港地,也不得不在所到之处遭遇官民共同推动的攘夷运动。

  当时的清朝皇帝仍然是理想的中国正统君主。应该说,由于其变成了过分正统的君主,所以清朝皇帝必然要为中国人民保护中国之传统,他们必须坚强地承担起抵御那些试图破坏这一光辉传统的外夷的任务。由于清朝皇帝以中国之正统君主自居,他们将国民的攘夷思想转嫁到了西洋人身上,如今他们必须为自己种下的种子负责,这一点与日本的德川幕府的境遇颇为类似。德川幕府曾出于保全德川自家之安泰的目的而采取“锁国”政策,却最终因此受到开国论和攘夷论的夹击,陷入了作茧自缚的境地。

  太平天国

  清朝一心想要转移国民的攘夷情绪,却无法抵御西洋势力的入侵,最终只好与之讲和,这番举动再度唤醒了长期以来被中国民众遗忘的、针对清朝的攘夷情绪。于是,“清朝和西洋人一样都是夷狄”这一点,首先是由中国南方的民众发现的。

  道光末年,从广西的山沟里起家的洪秀全率领起义军进入湖南,他们沿长江而下,攻陷了南京,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这一独立政权。该政权在此盘踞了约12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曾屡次挫败清朝的讨伐大军,其影响几乎波及中国所有省份。

  太平天国以“灭满兴汉”为口号,剪辫留发,煽动汉人的攘夷情绪,并以此收集人心。洪秀全还创立了类似基督教的新宗教,并自称耶稣的弟弟。他下令废除奴隶买卖和妇女缠足陋习,试图以此获得欧美人士的同情。

  但是,洪秀全的这种两面政策在哪一方面都未能得到贯彻,故最终没能得到民众和西方的支持。中国民众对于太平天国缺乏实效的各种新政策怀有恐惧感。另外,太平天国的政权在地盘巩固之后便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转而与清朝政府为伍,试图维持中国传统的道德,以君臣之大义,明确了自身试图讨伐叛贼的角色。此外,作为构成士大夫阶级之经济基础的农村地主阶级,尤其受到太平天国土地均分政策的威胁,所以这些地主为了维持治安而组织了自卫团,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指挥的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对抗。

  另一方面,刚在上海扎下根来的外国人最初认为洪秀全宣扬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故曾对其表示同情。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意识到其宗教思想其实是一种异端,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思想。另外,洪秀全也明显以中华帝国的皇帝自居,并暴露出对外国人所抱持的传统的夷狄观。所以外国人开始认为,支援清朝使之尽早终结内乱并恢复贸易,反倒是上策。因此,太平天国终于未能得到其所期待的来自内外双方的支持,再加上内部各势力之间出现权力斗争,并由此引发了惨绝人寰的血腥杀戮,于是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英法联军之役

  太平天国发展至巅峰之际,以“亚罗号事件”为导火索,清朝官民针对西洋人的攘夷运动终于引发了英法联军对北京的入侵。

  清朝官员逮捕了“亚罗号”上的船员,此举在国际法上是否妥当暂且不论,咸丰帝所宠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却对此问题拒绝做出任何妥协,坚持强硬态度,从而激化了中英之间的冲突。加上当时在广西发生的法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英、法两国遂联合起来,发起了针对清朝的问罪之师。

  英军占领了广州,将总督叶名琛作为俘虏送到印度,以此指望清朝反省。然而清朝坚持主张,如果英军不撤离广州,则一概不接受谈判。于是,英、法两国的全权代表额尔金伯爵、葛罗男爵做出了强硬的决断,他们率舰队北上,攻陷了大沽炮台,之后逆白河而上,来到天津。清朝为之大惊,遂首先与英国缔结了《天津条约》。条约认可了英国提出的四项核心要求:允许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在长江沿岸新开三个口岸,允许英国人到内地旅行,赔偿英军所受损失。此后,清朝与法国也缔结了内容几乎相同的条约(1858年)。在此混乱之际,俄罗斯也趁机威胁清朝,与之签订了《瑷珲条约》(1858年),得到了黑龙江以北地区。

  然而,清朝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其与英、法两国缔结的条约。因为如果外国使臣常驻北京,且对之施以与清朝大臣对等的礼仪,会有损于天朝的威严;而如果外国商船进入长江,外国人在内地旅行,则将使中国的文化遭到玷污。清朝统治者为了摆脱夷狄的身份,故将西洋人视为夷狄;为了证实自己乃中国的皇帝,故对外国人施以夷狄之礼,认为自己有义务将西洋国家与中国社会隔离开来。当时朝廷中宗室势力的代表郑亲王④和肃顺兄弟二人是特别热忱的攘夷论者,咸丰帝也受其影响,认真地考虑以免除对外贸易关税的恩典作为诱饵,与英、法两国进行交涉,以全面修改此前签订的《天津条约》。

  次年,英、法两国公使根据条约的规定,率军舰来到大沽湾以交换条约,他们试图沿白河而上,但清兵加以阻止,提出要么在上海交换条约,要么只许公使以下的少量官员登陆进京。但由于英、法两国向来认为清朝缺乏诚意,故试图以武力强行进入白河,并在此展开了战斗。不过,由于清朝接受了前一年失败的教训,强化了防备工作,攻英法军舰之不备,使之折损败走。

  这一时期,英、法两国和清朝虽然处于交战状态,但战事都仅限于局部地区,并没有发展为全面的战争。其原因在于,英、法两国不希望上海和其他口岸受到战争的影响,引发外国人聚居区的骚乱。同时,面对太平天国起义,清朝也担心英、法两国对其有所支援。而且,清朝非常担心英法军舰封锁从中国南方向北京输送粮食的船只。所以,清朝意识到,在其统治稳固性不受影响的范围内,与外国势力相妥协是不得已的事情。外国势力也认为,维持中国的现状,恢复和平的贸易关系乃是上策。

  1860年,英法联军大举北上,攻陷了天津和北京。身为主战派的咸丰帝出逃热河,将京城后事留给恭亲王处理。于是,恭亲王会见了英、法两国公使,与之签订了《北京条约》,再度确认了之前《天津条约》的条款,并约定增开牛庄、汉口等七个口岸,从而解决了问题。美、俄等国对此纷纷加以效仿,特别是俄罗斯,在三年内先后两次向清朝提出割地要求,从而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入本国版图。

  同治中兴

  逃往热河的咸丰帝得到主战派的拥护,拒绝与外国人士进行亲密交涉,故未回北京,而在热河的行宫病死。在此期间,恭亲王在北京实际上负责处理国家政务。同时,为了处理与外国的交涉事务,清廷还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根据条约逐步准备开国。咸丰帝死后,同治帝幼冲即位,其从热河返回北京时,恭亲王抓捕了郑亲王、肃顺等强硬派并将其处死。据说,同治帝的生母西太后对此事多有策划。此后,西太后斥退了恭亲王,逐渐掌握了清朝的实权。同治帝回到北京,成年后开始亲政,在接见外国公使时放弃了清朝的旧仪,而开始采用西洋式的谒见礼。此后,清朝官民都开始逐渐熟悉和习惯各种外国事物,尤其是对新科学的威力有所认识,并出现了试图采纳和借鉴外国之长处的趋势。但是,民众对于基督教的传播仍极为反感,尽管《北京条约》中有相关的条文,但各地仍然频繁发生排斥基督教的所谓“教案”,西方各国对此也无能为力。

  同治帝时期,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长期以来的骚乱也得以平定。这有赖于曾国藩等人训练的“乡勇”的贡献。当然,西方各国满足于《北京条约》的成果,明确表示要为清朝提供援助,也是清朝得以平定太平天国的原因之一。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两年中,美国、法国军官以西式方法训练中国军队,以此为上海提供防御,但因清朝方面请求两国派兵讨伐太平天国,两国遂决定出兵。这支军队以英国人戈登为指挥官,转战各地,因其军规严格,装备精良,遂成为所向披靡的常胜军。此外,乡勇也购入了外国武器,大振清朝之军威。最终,南京被包围,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起义由此终结(1864年),世人遂称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然而这次起义的平定,依靠的并不是堪称清朝手足的满人武装,而是汉人士大夫和乡勇的自卫以及外国的援助。其结果是在提升汉人自信心的同时,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威信。但是,当时的汉人武装之所以没有乘势直接发展为推翻清朝的运动,是因为清朝的疆域仍然涵盖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且仍然是朝鲜和安南的宗主国。汉人担心如果推翻清朝,由这些地区所构成的东亚共同体就会随之瓦解。然而,到了光绪帝时,安南被纳入法国领地,朝鲜在甲午战争之后脱离了清朝的控制,俄罗斯对东北的入侵危及了清朝的领土权,西藏也由于英国的支援而表现出背叛清朝的征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恐怕将会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从这时起,为了实现自立,中国开始出现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

  革命的实现

  光绪末年,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出现了变法自强的动向。这种变法运动是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先例,试图在推戴清朝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引进西式的宪法政治,整合国民的力量,以挽回国家之运祚。但这一动向的背后隐藏着试图依旧以清朝为盟主,并保持东亚共同体之轮廓的企图。光绪帝听从主张变法自强的康有为之说,下令推行种种激进的改革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尚未得到落实,就遭到西太后等保守派的抵制。光绪帝被幽禁于宫中,改革运动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1898年)。

  以西太后为中心的满族宗室并非单纯认为光绪帝的改革会危及清朝的根基,而且担心改用外国制度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灭绝。另一方面,在民间,自《北京条约》允许基督教在内地传教后,教堂在各地修建起来,各国传教士开始布道,同时教会以保护其信徒的名义干涉地方政治。另外,中国民众为迷信所惑,散布教会施行邪术的谣言,导致各地纷纷出现迫害基督徒的运动。

  朝廷中的保守派以强力扼杀了光绪帝的改革运动,其结果是鼓舞了保守的攘夷论者的士气。发源于山东的义和团就以排斥基督教为口号,得到了诸多认同,甚至朝廷大臣中都出现了对此表示支持的人士。在此情形下,义和团进京包围了外国公使馆。由于清廷对此完全没有加以控制,所以各国联军出兵占领了北京城,西太后遂慌忙携光绪帝逃往西安。尽管不久后清朝与各国议和,但清朝为此支付了大量赔款,国威尽失(1900年)。

  尽管清廷已经无法完成稳健的政治改革,但过于盲目而反动的国粹运动会进一步导致中国在国际上难以立足。因此,中国应有的发展道路只能是在取得各国同情和理解的前提下,推行国内革命以建立新政府这一条路。于是,孙文从较早时候开始倡导的西式革命运动日渐得到舆论的支持。对此,清廷也紧随其后表示准备立宪。但遗憾的是,尽管清廷有意缓和舆论,但已人心尽失。

  宣统帝即位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的烽火在武昌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就烧遍了整个中国(1911年)。清朝皇帝服从革命党的要求,宣布退位。但在新的中华民国建立之际,我们不能忽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甚明朗的权力交易行为,这是由中国当时的国内形势决定的。当时,革命党尚缺乏充分的准备,无法确立承担国家行政事务的体制;而另一方面,形成于清代的汉人军阀的势力在袁世凯的统率之下,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此外,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之下,虽然英、美两国对革命党表示支持,但俄、德两国则试图尽可能地利用清廷以伺机获取利益;而日本的国内舆论则分裂为两派,民间主张支援革命党,政府却倾向于援助清廷或取而代之的军阀势力。可以说,当时任何人都很难预见中国的前途究竟会如何。终于,革命党表示退让,同意选举袁世凯为首任大总统(1912年)。如此一来,好不容易获得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又变成了旧态依然的军阀政府,而新型政府的出现,则还须再等数十年的岁月。

  第五节西亚的衰颓

  奥斯曼帝国的位置

  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最初覆盖了黑海沿岸一带,而后从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和埃及延伸到北非,同时又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临望波斯湾。因此,从以往的角度来看,自东洋通往欧洲的交通线应该说已经全部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内。事实上,截至奥斯曼帝国兴起的14、15世纪,从中国、印度去往欧洲的道路必须经过奥斯曼帝国的领地或其周边地区。因此,全盛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正是坐落在地跨亚、非、欧三块大陆的世界的中心位置上。

  但是,这一形势在此后的16、17世纪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由于葡萄牙人发现了新航路,因此欧洲的商船甚至可以不必靠近奥斯曼帝国领地,就能够抵达印度,还能将航路进一步延伸至南洋群岛或中国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在陆地上,由于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极北迂回路线得以确立,中国人可以穿过俄罗斯的领土与欧洲人联系,而不必再像以前一样经由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于是,奥斯曼帝国彻底变成了被世界交通体系及其发展进步所抛弃的孤岛,孤独地横陈于世,逐渐被东亚和欧洲遗忘。而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帝国,也就轻易地沉睡在身处太平的梦中。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在世界的竞争局势中逐渐落伍,并迅速地衰落。

  从领土方面来说,奥斯曼帝国先是在北方强敌俄罗斯的攻击下失去了黑海北岸,此后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民族在德、俄两国的援助下,也逐渐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帝国势力不得不从北方逐渐后退。与此同时,帝国南部边境也逐渐出现反叛的征兆,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埃及问题。

  埃及问题

  埃及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然而自其古代的闪米特人衰落后,其历史便完全是遭受其他民族征服的一连串经历。特别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埃及被伊斯兰化,埃及人的语言和文化也都因此而阿拉伯化了。阿拉伯化之前的历史逐渐被遗忘,埃及人开始形成作为阿拉伯人的自我认同。因此,阿拔斯王朝被蒙古灭亡之际,埃及人曾最为顽强地与蒙古人进行战斗,而阿拔斯王朝的后裔被拥立为哈里发后,埃及也以伊斯兰教的信仰中心自居。

  进行了新一轮大征服的奥斯曼人,在埃及人看来不过是北方的野蛮人罢了。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哈里发因奥斯曼人的入侵而被废黜,所以即便奥斯曼皇帝取而代之,埃及人也不会对其心生敬意。就这样,埃及人内部始终存在着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去的强烈愿望。所以,埃及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支配之下后,本土的马穆鲁克军阀的割据势力却愈发强盛,伊斯坦布尔朝廷对此常感到难以统治。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余波,拿破仑远征埃及,再度将世人的目光引向了那条被遗忘的旧交通线。拿破仑对于经营东方究竟有多大的把握和热情,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但如果他成功地控制了埃及,并开凿运河以连接地中海和红海,那么法国人仅需要英国人绕行好望角所用时间的三分之一就可以到达印度,并能够轻松地夺下英国在东洋所取得的利权,这或许就是拿破仑的企图。而对于奥斯曼帝国政府而言,尽管拿破仑宣称其意图仅在于讨伐马穆鲁克军阀,而无意侵犯帝国的主权,但是当其听说拿破仑的军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随后在金字塔下击溃了马穆鲁克军并进入开罗后,就听从英国人的建议而向法国宣战了。法国舰队在尼罗河河口被英国将领纳尔逊歼灭。拿破仑的叙利亚远征军由于暑热和疾病而受损严重,不得不退至开罗,所幸拿破仑收到了国内发来的召回令,急忙启程回国。如此一来,拿破仑最初试图建立东方帝国的梦想便破碎了(1799年)。

  为了平定拿破仑入侵所导致的埃及的混乱局面,奥斯曼帝国政府曾向埃及派出军队,其中有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里的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与奥斯曼军队和马穆鲁克二者时而为敌,时而为友,由此有效地扶植了有利于自己的势力,一方面驱逐奥斯曼军队,另一方面歼灭马穆鲁克势力,从而成为埃及事实上的统治者。尽管穆罕默德·阿里被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为埃及总督,并年年向帝国纳贡,但他在国内却聘请法国人按西洋方式训练军队,同时在政治上也推行改革,以增强国力。

  于是,埃及的实力不断增强,不久后就与奥斯曼帝国拉开战局,占领了叙利亚。英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埃及,故联合俄罗斯、德意志、澳大利亚等国加以干涉。结果,叙利亚被归还奥斯曼帝国,作为补偿,列国承认埃及是穆罕默德·阿里的世袭领地(1841年)。

  在此干涉过程中,法国始终对埃及表示善意,埃及人对此心怀感激,因此法国人在埃及的活动范围也就此愈发扩大了。所以说,后来埃及借由法国人雷赛布之手开凿苏伊士运河也并非偶然。

  在此之前,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曾计划开凿苏伊士运河,但负责实际测量的技术人员报告称,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水位差达10米,因此开凿运河的计划便宣吿中止。此后,法国青年外交官雷赛布被派遣至穆罕默德·阿里手下,他看到了运河工程存在实现的可能性,故在经历重重困难后,得到了当时埃及总督赛义德帕夏的同意,建立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并在花费了十余年时间后终于完成了这一工程(1869年)。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将从北欧通往印度的距离较绕行好望角的路线缩短了8000海里。因此,对于占有印度的英国来说,这条运河可谓关系重大。苏伊士运河公司是国际性的股份公司,其大约一半的股份(即17.7万股)归埃及政府所有。公司还规定要向运河中通行的船只课税,并将收益分配给股东,但后来由于埃及政府陷入财政困境,英国遂偷偷收买埃及政府所持有的股份,一跃成为最大的股东,从而掌握了公司的实权(1875年)。

  但是英国人对此并不满足。由于埃及在世袭总督伊斯梅尔的放纵下出现财政紊乱,所以当埃及开始停止偿还国债利息时,英、法两国便一同向世人宣告埃及政府已经破产,两国政府由此成为埃及财政的监督者。受此刺激,埃及人开展了激愤的排外运动。对此,英国单独出兵对反抗运动加以镇压,并占领了整个埃及。虽然英国宣称对埃及的占领只是暂时的,但实际上却占领了30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进一步以埃及有可能被战争波及为借口,直接宣布埃及为自己的保护国。

  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英国人意识到红海在东西方交通线上的重要性,故在考虑了种种可能的状况后,趁埃及与其宗主国奥斯曼帝国交战的混乱之际,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建立了用于控制红海出口的据点。至此,英国便大体上控制了从苏伊士运河、亚丁到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等亚洲大陆南端的要地。这样一来,只要连接英国占有的各个港口,东西方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便可以呈现在我们眼前。

  俄罗斯的中亚征服

  俄罗斯通过征服西伯利亚,成功地从陆地上开拓了通往中国的通道,并试图进一步打开通往印度的陆上通道。然而,生活于此的居民与西伯利亚北部的那些原始民族全然不同,这使俄罗斯的开拓事业遇到了预想之外的困难。而且,对于作为后发国家的俄罗斯来说,要想在欧洲占得一席之地,也必须经过多方努力。为此,俄罗斯不得不屡开武力之战和外交之争。俄罗斯正式向印度进发,已经是进入19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当时在俄罗斯南部的南西伯利亚一带,生活着突厥系的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的酋长虽然表面上承认俄罗斯的主权,但其目的不过是获得官爵以及相应的收入。吉尔吉斯人曾屡屡掠夺通行于其领地的商人,甚至曾试图侵入俄罗斯的领地。吉尔吉斯人对于俄罗斯的这种不服从,是以其南部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这三大汗国为后盾的。

  上述三大伊斯兰汗国与俄罗斯互通商人,贸易互市。穆斯林商人在俄罗斯领地内能够不受歧视且安全地进行商业活动,但进入三大汗国的俄罗斯商人却会因其异教徒的身份而遭到特别课税,且无法自由地进出市场,可谓是受到了种种不便的束缚。对此,俄罗斯常向三大汗国要求获得商业上的平等地位,但始终未果。

  19世纪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废除了吉尔吉斯人的酋长政治,并任命俄罗斯官员直接对其进行统治。进入19世纪下半叶,西欧的工业革命终于传播到了俄罗斯,其国力也得以迅速增强。对此,三大汗国试图通过结成共同战线,与俄罗斯相抗衡,然而它们终究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三大汗国中位于中央位置的布哈拉汗国首先投降,其西侧的希瓦汗国也沦为俄罗斯的保护国,剩下的浩罕汗国尽管不断尝试讨取俄罗斯的欢心,但最终还是灭亡了。俄罗斯对三大汗国的平定,只花了不到十年时间。此后,所谓的“俄属土耳其斯坦”就在这里成立了(1876年)。

  从三大汗国通往印度的路上还有阿富汗这个障碍。阿富汗人属于波斯系民族,但由于他们屡屡遭受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侵袭,所以混杂了较多突厥人的血统,其宗教也因此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故与其西侧信奉什叶派的伊朗互相对立。英国人征服了印度后,曾来到印度北部边境,试图将阿富汗置于自身的保护之下,故先后两次派军远征阿富汗,其中的第二次远征与俄罗斯平定三大汗国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此后,英国又发动了第三次阿富汗战争,俄罗斯也侵入阿富汗的北部边境,两国一度陷入即将正面冲突的危险境地。于是,英、俄两国在丹麦国王的调停下互相妥协,俄方承诺,只要其国境稍微再向南推进一点便不再进一步侵略。可是此后,俄罗斯又绕道阿富汗东侧,从帕米尔高原向南进发,英国遂对此再度表示抗议,并在俄属领地与印度之间设置了一片细长的缓冲地带。该缓冲地带被视为阿富汗领土,英、俄双方皆表示决不进犯(1895年)。此后,英国势力在阿富汗境内逐渐占据优势,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阿富汗几乎完全变成英国的保护国。

  与阿富汗西侧接壤的伊朗因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一直以来都与周边的伊斯兰国家不能相容,并因此带有较强的独立行动倾向。在伊朗,将什叶派确立为国教并鼓吹伊朗国粹的是伊斯迈尔一世,他趁帖木儿帝国衰微之际建立了萨法维王朝。此后,当奥斯曼帝国日渐强大并发展到鼎盛时,伊朗都能够勇敢地与之对抗,毫无屈服之态。18世纪中叶,阿夫沙尔王朝取代了萨法维王朝,其建立者纳迪尔沙入侵印度,给日渐衰落的莫卧儿王朝以致命一击。而18世纪末建立的恺加王朝虽然也曾致力于实行中央集权,但始终受到来自北方的俄罗斯的威胁。同时,英国也因恺加王朝与印度接壤而主张对其拥有特殊权益。结果,英、俄两国各自在伊朗地区划定势力范围,并相约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

  奥斯曼帝国的末路

  盛世之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地跨三块大陆,以绝佳的地理位置居临周边各国,还曾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进兵至维也纳郊外这一欧洲心脏地带。然而,随着17世纪以来世界交通线的变更,奥斯曼帝国的国势一路走向了没落。

  据说,强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曾拥有6000万人口。其中有4000万人都是穆斯林,故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但其人口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除了分裂为数派的突厥人,还有闪米特系的阿拉伯人以及雅利安系的巴尔干人,语言和风俗的不同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随着帝国国运的衰颓,这些民族也终于显露出了动摇之色。

  被世界交通干线所抛弃,同时也将导致文化发展的停滞。从18世纪起,欧洲文化开始大量涌入奥斯曼帝国,但这并未使帝国的国力得到恢复,反而成为其被欧洲政治势力压倒的前兆。另外,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奥斯曼帝国所受压迫的最大来源自然就是其北方的邻居俄罗斯了。然而,俄罗斯终究未能吞并无力的奥斯曼帝国,其原因并非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自身实力有所恢复,而是由于欧洲的国际政治局势保持着势力均衡的状态,所以每当俄罗斯对其发起攻击,欧洲列国便因担心俄国会破坏势力均衡而不断出手加以干涉。

  18世纪末,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从而控制了黑海。俄罗斯对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系各国加以支援,以图将势力伸向地中海。然而,奥地利帝国也企图支配巴尔干半岛,但半岛上的各国只求获得独立,而不愿被俄罗斯吞并,因此接连宣布独立。

  进入19世纪后,最早实现独立夙愿的是斯拉夫系的塞尔维亚,紧随其后的是拉丁系的希腊和罗马尼亚。在独立之际,希腊作为古典文化的发祥地,得到了欧洲各国的广泛同情。当时,俄罗斯也出兵攻击了奥斯曼军队,使奥斯曼帝国承认多瑙河北岸人民拥有独立的权利,罗马尼亚由此建立。俄罗斯乘此成功之势,要求获得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信徒的特别保护权,但英、法两国担心此举会使奥斯曼帝国受到威胁,故出兵与俄罗斯作战。这就是英、法两国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时爆发的广为人知的克里米亚战争。其结果是,俄罗斯同意将黑海作为中立地带,并约定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1856年)。

  一度收敛了锋芒的俄罗斯,此后为追究奥斯曼帝国虐杀保加利亚人的责任而再度发动入侵。英国对此加以干涉,召开柏林会议,以抑制俄罗斯向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并确认了保加利亚和黑山在事实上的独立地位(1878年)。另外,在这一时期,斯拉夫民族所居住的波斯尼亚地区被奥匈帝国吞并,此事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远因。

  不过,巴尔干半岛诸国的独立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是在列国维持均势的状态下借助外力才得以实现的。由于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十分复杂,因此该地区变成了阴谋和骚乱的舞台,甚至被人们称作“欧洲的伏魔殿”。而且,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国民皆从偏狭且利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投身于扩张领土的争夺战,由此招致了20世纪初的两次巴尔干战争,而战争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奥斯曼帝国因国力衰弱而国威尽失,这使土耳其人民深陷失望的深渊之中。从这时开始,青年土耳其党的改革运动也逐渐兴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几乎失去了全部属地且自身也遭到分割的处境下,土耳其人民在军官凯末尔的统领下重新崛起,击退了入侵的希腊军队,确保了自身的领土安全。土耳其人推翻了拥有七百年历史的奥斯曼王朝,并选择以土耳其共和国的姿态重生于世。以往在奥斯曼王朝治下的土耳其,因受到周围局势的抑制而不得不采用欧洲式的文化和政治模式,但由于受惑于伊斯兰教宗主国这一名目,终究无法彻底地推行欧化政策。然而与此不同,土耳其共和国明确发表了政教分离的宣言,摆脱了以往的宗教束缚,断然进行改革,采用拉丁字母以取代阿拉伯字母。尽管此前工业革命的文化已经逐渐渗透进了落后的西亚,但直到奥斯曼王朝这个直到最后关头都在进行顽固抵抗的保守派大本营灭亡后,工业革命的文化才终于得以传遍整个西亚(1922年)。

  在土耳其东侧的伊朗,也出现了相似的发展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来自北方的俄罗斯的压力虽然消失了,但英国却派兵侵占了伊朗的大部分领土,并通过缔结条约使伊朗成为自己的保护国。为了进行反抗,伊朗人组建国民政党,组织新政府,拥立礼萨汗,发表宣言宣布独立,并宣布废除与英国签订的条约。礼萨汗受到国会的拥戴,推翻了恺加王朝,即位为王,改国名为“伊朗”(1925年)。这时的伊朗尚未采用共和制,在宗教上也仍然将伊斯兰教什叶派定为国教,故仍带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即便如此,在吸收西洋新文化、振兴教育和产业等方面,伊朗也与土耳其一样,带着极大的热情积极地推行和实践各项改革政策。

  ①“最近世”乃宫崎市定对于“近代”的另一种表述,用以强调“近代”对于“近世”的继承性,可参看结语部分。

  ②1英里约合1.6千米。

  ③指伍浩官(1769—1843),本名伍秉鉴,清代著名行商。

  ④指爱新觉罗·端华(1807—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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