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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雕版印刷

刘思琦 发表于 2019-3-26 15:06: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产生于唐代,实在是唐代文化史上灿烂夺目的一章。它对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至巨至广。迄今为止,全人类仍在享受着唐人的这项贡献。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让·安托万·孔多塞(Marie Gean-Antoine-Niocolas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中指出:历史的新时期是从印刷术的发明开始的。这个论断十分中肯。

  第一节唐代雕版印刷产生的条件

  印刷术是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与技术,诸如笔、墨、雕刻技术、纸张等。只要这些条件具备,社会上又有对某种文字载体的成批量、快速复制的需求,印刷术便呼之而出了。

  笔、墨的使用,约起源于商代。春秋战国时期,笔、墨的质量已大为提高,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的毛笔,无论是外形,还是制作工艺,都已十分先进[1]。而根据秦汉简牍书写的文字,以及两晋南北朝和唐代的纸写本文献,笔、墨都已达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在雕版印刷中发挥作用是毫无问题的。

  唐代以前,文字的雕刻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甲骨文是现知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雕刻而成。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多为铸造,在浇铸之前要制造泥范,而泥范文字也是雕刻的。秦汉以降,刻碑成风,更是促进了雕刻技术的发展。但在各类雕刻文字中,真正对印刷技术的产生给以启迪作用的则是印章。因为在文字雕刻技术中,有一种反向字体和凸形字体,更近似于印版的雕刻——印版要求不但文字是凸形的,而且是反向的,这个要求只有印章雕刻与其相似[2],而现知印章最早产于春秋时代。印章除了容纳的字数少外,其工艺则非常接近于印刷。到了南北朝时代,碑刻上出现了反向文字和阳凸文字,表明印刷所需要的文字雕刻技术已臻成熟。

  但是,对雕版印刷的产生更具有重要作用的,则是印刷文字的载体——纸张。纸张同样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史的重要贡献之一。西汉时纸已产生,东汉和帝(89—105),蔡伦改良了造纸工艺,扩大了造纸原材料的范围,造出了优质纸张。此后,纸张用途日益扩大。约在公元4世纪时,简策已被纸张替代,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至唐代,纸写本普遍行用,已经临近能批量、快速复制书籍的印刷术的门槛。

  由于纸张是印刷文字的主要承载物,因此,关于唐代的造纸技术与发展水平,我们有必要多做一些说明[3]。唐代的造纸原料,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对有关这一时期古纸所做的化验,约有麻类、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其中仍以麻料为主要造纸原料。麻料又分家麻和野麻,而野麻用于造纸,起于唐代,无疑是开辟造纸原料的一个有效途径。桑皮纸和楮皮纸,虽然历史悠久,但唐代以前的实物却很少遇到,隋唐时才渐渐增多。同时,如同魏晋南北朝时一样,唐时也用各种原料混合造纸,目的在于降低生产成本并改善纸的性能。更重要的是,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也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韶”即韶州,位于今广东省韶关市一带。这地方所产竹纸至明清时代依旧驰名遐迩。另据记载,今浙江建德一带也产竹纸。虽然竹纸在宋代以后才大显身手,但唐代开始产竹纸,无疑为纸张的生产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原料来源。

  唐代产纸的区域也十分广大,几乎遍及全国。据《新唐书·地理志》、《通典·食货典》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的记载,各地贡纸者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11州。又据《唐六典》卷二○“太府寺”条记载,当时地方州府向中央贡纸的有:益州黄白麻纸,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细黄状纸,均州大模纸,宣州、衢州案纸、次纸,蒲州细薄白纸。综合来看,当时向中央王朝贡纸的有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广东、山西、河南等9省的18个州邑,足见产纸区域之广阔。

  造纸原料的增加,技术的改进,产纸区域的扩大,都为雕版印刷技术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书籍要求批量、快速复制,从而促进了雕版印刷的产生呢?主要是两类文字材料:一类是佛教经典,另一类是同民生密切相关的历日、医药之类。佛教文化在唐代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出家的僧尼,还是家居的信众,信佛的人数非常之大,从而所需用于发愿和诵读的佛经数量也大;而医药、历日、卜筮书籍亦是社会大众所共同需求者。这也就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唐代现存印刷实物以上述二类为主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节有关唐代雕版印刷的文献

  记载和现存实物如前所述,我们认为雕版印刷是唐代文化史上光彩耀人的一章。但是,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印刷技术的记载却十分有限,唐代印刷物品的实物也主要依靠考古发掘的收获。现将有关记载和实物胪列如后[4]。

  据《册府元龟》卷一六○记载,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这说明公元9世纪初私印历日已十分盛行。

  日本僧人《惠运律师书目录》中载:“《降三世十八会》印子一卷。”印子即印本。惠运由唐返国的时间是在唐宣宗大中元年(847)。那么,他所携归的《降三世十八会》印本,至晚也是在大中元年雕印的。

  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载:“[纥干众]镇江右……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范摅主要活动于唐咸通时(860—873);纥干众任江西观察使则在大中元年迄大中三年(847—849),雕印数千本《刘弘传》的时间大约在公元847—849年间。

  敦煌石室出土唐咸通二年(861)写本《新集备急灸经一卷》[5],书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此卷是据李家印本转录的。那么李家印此药书至晚也在咸通二年。P.2633《崔氏夫人要(训)女文》尾题曰:“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一本。”此二“李家”或为同一印书之李姓人家。

  日本僧人宗壑《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记:“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宗壑回国的时间在咸通六年(865)十一月。那么这两种字书印本的时间亦应早于此一时间。

  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云:“今者以日光旧疏,龙象宏持,京寺盛筵,天人信受。迷后学竞扇异端,自洛城罔遇时交。乃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6]向达先生认为司空图此文写于他第一次来洛阳时,即懿宗咸通末至僖宗乾符六年间(873—879)[7]。

  王谠《唐语林》卷七载:“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江东”即今长江下游地区。僖宗第一次入蜀是在广明元年(880)。说明此时今江浙一带私印历日已成风气,且各家历日中月之大小尽不同,故常有争执。

  目前我们能够获知有准确年代的直接关于唐代雕版印刷的记载大略如上。这些材料,于唐代印刷史真是一鳞半爪。尽管如此,仍弥足珍贵。

  不只是有关唐代印刷技术的记载颇少,而且唐代印刷品实物一件也没有传世。我们也只是依据考古资料才获得一些认识。

  以下几件唐代印刷实物有绝对年代:

  敦煌石室所出《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俄Дx02880)。这是迄止20世纪末从中国本土发现的、绝对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原件仅存一小片,但信息丰富,经考证,其绝对年代可以确定[8]。

  敦煌石室出土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一件[9]。卷轴装。原卷首尾完整,由七张纸粘连而成,卷首一张为扉画。全长488厘米,宽30.5厘米。扉页所刻为给孤独园中长老须菩提请问释迦牟尼佛图,有飞天、礼拜人物十余位,狮子两只,莲座法器均具。刀法圆熟,刻画极精,经文每行19字,殿以真言。卷末有题记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10]

  《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公元877年)具注历日》[11],亦出自敦煌石室。此件前缺,中间亦有断失。上部为历日部分,下部为各种与历日配合使用的术数文化内容,极为复杂。其印制地点迄今未明,也不知为何人所印。

  敦煌石室出土《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图三]。此件仅残存卷首几行文字,大部残失,但年代清楚无误。我们在前引文献记载中已看到,9世纪初,剑南东西两川和淮南道私印历日出售已成风气。据此又知,9世纪末叶樊赏也是成都府印历日者之一。

  除了以上3件有明确纪年的唐代印刷品实物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些没有明确纪年的唐代印刷品:

  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发现了雕版印刷的《妙法莲华经》卷五《如来佛寿品第十六》残卷、《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全卷,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有人认为刻印于武周时期(690—705)[12]。

  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座土坑唐墓中发现唐代雕印的单页《陀罗尼经咒》。《经咒》装在一空手镯中,约一尺见方,用纸为唐代名茧纸,正中与四周均刻有小佛像,其余大部分为古梵文经咒。右边一行汉字已模糊,能识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雕印精细,墨色匀称。它也是梵文和汉文合刻的最早印本。字体圆活秀劲,具有唐人书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成都于肃宗至德二载(757)设府,而墓葬年代又在9世纪后半期,从而推测此件的印刷时间应在公元757—900年间[13]。

  此外,196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站,在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收集到唐墓出土梵文《陀罗尼咒经》印本一页;1974年和1975年,西安市文管会分别在西安柴油机厂和西安冶金机械厂征集到从土坑唐墓中出土的印本《陀罗尼咒经》各一件,前件为梵文印本,后件为咒经译汉,并在印本中心标题作“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14]。

  虽然这些出土印刷品的确切年代还难遽定,但均是唐代物品,则是毋庸置疑的。

  从以上文献记载和出土印品实物看,9世纪中期,唐代雕版印刷确实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1)雕印的种类很多,除佛书外,还有道书(如《刘弘传》)、历日、医书、字书等;(2)印书地点也很广泛,除长安、洛阳二京外,以长江流域为盛。自上游的剑南东西二川,到中游之江南西道(治所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一直延伸到下游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道,都已出现了雕版印刷。(3)官府和民间均在进行雕版印刷。(4)印刷的数量发展也很快,江西印《刘弘传》可达数千本,剑南西川可以雕印有30卷之多的《玉篇》。(5)印刷质量趋于成熟,如前举咸通九年《金刚经》者。总之,唐代中期以后,印刷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但是,就整个印刷技术发展史来说,唐代毕竟是其前期阶段。一进入五代和北宋,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出土印品实物,立即大幅度地增多起来。由于本书内容为唐代文化,在年代学上已经界定,因此我们仅就唐代的雕版印刷情况加以申述,五代以后的情况已经越出本书范围,我们就不再介绍了。

  第三节关于唐代印刷术产生的年代

  唐代是一个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封建王朝。我们说雕版印刷产生于唐代,只是概略言之。至于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则是一个争议颇多、聚讼纷纭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文献记载和出土印品实物,多是中晚唐以后的,而且昭示着在它们之前,印刷术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这段路程到底有多长?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围绕这一课题,我国研究造纸和印刷技术史的专家潘吉星教授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将雕版印刷史产生年代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5]。

  唐代文献中,除了本节上文已引的那些直接记载雕版印刷的文字记载,另有一些早期文献资料,虽非直接记载,但依旧折射并透露着雕版印刷产生和发展的信息,同样十分珍贵。

  据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称帝之初,以李旦为太子。凤阁舍人张喜福为谄媚讨好,于天授二年(691)指使洛阳人王庆之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受到大臣岑长倩、格辅元等人的反对,以致形成冤狱。后王庆之见到武则天,“则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曰:‘神不享非类,今日谁国,而李氏为嗣也!’则天固谕之令去,庆之终不去,面覆地,以死请。则天务遣之,乃以内印印纸(着重点为本书笔者所加,下同),谓之曰:‘持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去来自若。此后屡见,则天亦烦而怒之,命李昭德赐杖……”[16]此事亦见载于《资治通鉴》卷二○四[17],但“内印印纸”只作“印纸”。潘吉星认为,所谓“内印印纸”,实际上是宫内以纸印成的出入通行证。

  关于唐代“印纸”是印刷物品,还有其他文献可以佐证。《旧唐书·食货下》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户部侍郎赵赞曾上一疏,内中讲到“除陌法”时说“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18]这里的“印纸”实是官方印制的抽税单据。不仅唐代,就是宋代官方也还在使用印纸。如,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诏曰:“京朝官出使,所给印纸,委本属以实状书,不得增减功过,阿私罔上。”[19]这里的“印纸”则是类似功过记录单一类的表格[20]。这些都为“印纸”指印刷物品提供了有力佐证。

  武周时代关于印刷术的记载,还见于名僧法藏(643—712)的著作。法藏是中国佛教华严宗三祖和该宗理论创始人,对《华严经》有精深研究,万岁通天元年(696)他奉则天女皇诏于洛阳讲解此经,后据讲经内容写成《华严经探玄记》20卷,约成书于公元696—697年。法藏对天台、法相二宗提出异议,认为佛祖成道后,头七日没有说法,而是在第二个七日方讲出全部八会之真谛与奥义。在他看来,《华严经》八会经文在排列上有先后之别,但佛祖悟出其真谛则在同时,他举印刷术为例而加说明:“八会同时而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21]法藏在与《华严经探玄记》同时成书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或《华严五教章》卷一,也用了同样的比喻:“一切佛法并于第二七日一时前后说,前后一时说,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前后理不相违,当知此中道理亦尔。”加点的话意思是说,如同印刷品上的文字那样,读起来文句有前后,但在版印时却是同时显现于纸上的。法藏的这两种比喻,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至武周时代,印刷术已不是一个十分令人陌生的新技术,否则,何以能被顺利地用于比喻并去阐明佛理呢?

  如果要给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定出一个绝对准确的年代,看来是十分困难的。潘吉星教授将其定在公元590—640年的50年间,大致是合理的[22]。明代版本目录学家胡应麟认为:“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23]看来是值得参考并加重视的见解。

  第四节印刷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印刷术的发明,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写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24]培根对印刷术的作用和意义描述得非常充分,无须我们再去饶舌。但他没有指出印刷术产生于中国。近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和技术史专家都认为印刷术产生于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192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卡特(T.F.Carter)博士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卡特在该书“序论”中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这四种以及其他的发明,中国人都属重要的地位。”[25]英国当代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匠李约瑟博士也指出:“我以为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没有比纸和印刷的发展更重要的了。”[26]美国当代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写道:“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像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27]以上这些近代与当代哲学家、技术史家、科学史家和历史学家的论述,既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持平之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的产生,人类可以享受的现代文明绝不是我们眼前这个样子。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印刷术与其他几种发明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所起的作用,远比对中国本土的作用为大。但是最终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印刷术是这样,其他任何代表进步的技术和文明都会是这样。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应该在文明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事物都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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