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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技与术数概况

ejinjing 发表于 2019-3-26 15:04: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依照近几十年历史科学的认识和写作方法,科学技术和阴阳术数是两个互相对立的领域。宣扬科学就必须破除并抛弃迷信(多指阴阳术数)。不错,对于现代人来说,而且主要对有科学头脑和必要科学知识的人来说,科学和迷信是不能并存的,昌明科学和破除迷信都是应该积极进行并坚持下去的工作。因为迷信落后是科学进步的绊脚石,只有大力宣传科学,才能真正有利于破除迷信;只有破除迷信,也才能推进科学的进步,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当我们对历史现象进行描述时,如果要做到客观并且准确,那么,将科学技术和术数文化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将术数文化弃置不顾,恐怕不是正确的认识和写作方法,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首先是真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只根据今人的理解去从史实中寻求需要。诚然,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分辨,扬前抑后,则是我们的任务之一。但这项工作是以客观描述为前提的。比如,唐代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既是医学家,又是炼丹术士。这在我们看来是很矛盾的,但对他们来说却是统一的。因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食疗本草》是用来治病的,而“丹”也是一种“药”,是用于延命的,“治病”与“延年”并不对立。又比如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张遂),在唐代天文学和历法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成绩。一方面,他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努力预报日月食发生的准确时刻(这是编制历法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地相信,只要皇帝能克己修善,德行高洁,也可以感动上天,使本该发生的日月食不发生。这在今人看来不仅荒唐,而且可笑。但对一行来讲,不仅有他的认识论基础,而且是从在他之前的我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汉书·艺文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汉人陆贾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1]《隋书·经籍志》亦云:“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可见,在古人看来,“天文”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天文”也即人文。换言之,用现代“天文学”概念无法完全涵盖古代“天文”一词的意义。英国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指出:“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不分的。”[2]“在16世纪,科学一般被称为‘自然魔术’。开普勒就是作为一个星占家而活动的,甚至牛顿也不无道理地被称作‘最后的一位魔法师’。的确,科学和魔术的分化,是17世纪早期现代科学技术诞生以后的事。”[3]李约瑟博士的这些见解,无疑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加以借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本章的内容确定为“唐代的科技与术数文化”。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绝对无意于宣传并颂扬伪科学,我们仅仅是想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文化面貌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和认识。

  唐代的科技和术数文化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认识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还需要知道,唐代科技文化在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所处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恰当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估。

  一般来说,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专家们,将中国科技史的发展划分为如下一些阶段:原始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萌芽(公元前2000年以前)、技术和科学知识的积累(夏、商、西周时期)、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奠基(春秋战国时期)、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秦汉时期)、古代科技体系的充实与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持续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宋辽金元时代),古代科技的滞缓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等[4]。由此可见,唐代的科技水平处在中国传统科技趋近顶峰的前夜,当然,它还不是顶峰,与顶峰尚有一段距离。所谓“持续发展”,也就是达至成熟的意思。

  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指出:“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较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5]对于李约瑟博士的评估我们基本认同。对于他所提出的原因,似乎还可以再做一些具体的阐释和补充。

  我们认为,形成唐代科学技术不是特别发达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即李约瑟指出的,唐代是一个人文主义的社会,科举考试和以诗赋取士将全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人文方面,众多有学问的人将毕生的主要精力用到读经和作诗上去了,从而不太重视实证性质的科技工作。其二,虽然李唐王朝以道家李聃后人自居,但在儒、释、道三教消长之中,那个最利于科技进步的道家思想却始终未能占领上风。在全社会中,选择入仕之途的人较多地以儒家文化为依托,广大普通民众则通过信奉或倾向佛教,或求得心理的怡适,或对现实苦难进行逃避。而道家思想,既不能提供得道成仙的榜样,也未获得过长生不死的奇能异效,虽然有皇家为之做后盾,但也难得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心理认同。其三,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一部分的印刷术和火药,在唐代仅处于其前期或初始阶段。任何一个事物都有经过萌芽、发展、成熟、衰亡的历史过程。既然印刷术在唐代仍处于自身发展的前期阶段,我们就不能要求它具备宋代那样的水平和规模;既然火药还没有从炼丹炉内走出来,那么,也不能要求它在唐代就发挥攻城略地的战争功能。苛求古人是有失公允的,苛求历史也会犯不尊重历史发展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取的。

  如果在上述三个原因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再说的话,那就是,一个时代文明的某个层面的进步,总是以另外一些层面的受损害为代价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以南极出现臭氧洞和全球温室效应为代价的;现代物质文明的进步往往也使人类忍受着道德规范失落带来的痛苦;同样,唐代人文主义的发达是以它的科技文化受抑制为代价的,恐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么,也就会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唐代相对来说不很发达的科技文化了。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介绍了唐代的天文、历法、术数、医学、雕版印刷、地理学和堪舆等。但这些并非唐人科技与术数文化的全部。其他如数学、农学、火药、制瓷、纺织、建筑等,也是科技文化的内容。不过,或因内容较少,或因资料有限,均难单独成节,或因本书其他章节有所论及,因此未做专门的介绍。这里撮其要者做些说明,以见其大致面目[6]。

  数学唐代国子监设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和算学六个学馆。算学生初为30人,后减为10人,比起国子学的300人,太学、四门学的各500人来讲,微不足道,地位也十分卑微。但由国家在国子监中创立算学,进行数学教育,在中国历史上却是首创,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属于唐人自己写成的数学著作,首推初唐王孝通的《缉古算经》,其主要成就是介绍开带从立方法(即求三次方程的正根),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开带从立方的算书。王孝通还利用此一方法,解决工程中上下宽狭不一,前后高低不同的坝体或沟渠等工程的施工计算问题。在天文学上运用数学计算方面,僧一行在隋代刘焯创立推算日、月、五星运行度数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大衍历》中创立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更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晚唐时徐昂于公元822年制《宣明历》时,所用内插公式比一行在形式上更为简便。内插法的创立,作为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的重大成就而载入史册。

  火药如前所述,它在唐代还处于初始阶段。顾名思义,它是能够着“火”的“药”——确实是道士们在炼取外丹这种“长生不死”的“药”时的意外发现。约在八九世纪左右,炼丹术士已知道“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密(蜜)烧之”,则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屋宇”[7]的现象。因为“蜜”在烧炼后会炭化,实际起了木炭的作用。这样,制造火药的基本要素和方法都已产生了。虽然说它还没有完全从炼丹炉内走出,还仅仅是星星之火。但在后来的宋金战争中开始派上了用场;传到欧洲后,坚固的封建城堡被炸破,巨大的爆炸声是伴随着中世纪的完结而轰鸣的。

  纺织唐代的丝织品,以锦和绫为最重要。唐锦以纬线显花的纬锦为主。中国早期的锦是经线显花的——用两组经线与一组纬线交织而成。自南北朝起,逐渐出来纬锦——用两组纬线与一组经线交织而成。纬线起花受织机限制较小,大大增加了织物色彩的美化,丰富了织物纹样的内容。近年从新疆吐鲁番古墓出土的唐代锦鞋鞋面最有代表性。它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织成,图案为红色五彩花,以大小花朵组成为花围的中心,绕以各种禽鸟行云和零散小花,外侧又杂置折枝花和山后远树;近锦边处,还织出宽3厘米的宝蓝地五彩带状花边。整个锦面构图比较复杂,形象生动,配色花丽,组织密致。唐绫产量很高,许多州郡以绫充作贡品,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的即达24处。其织法多是以变化斜纹为地或花纹组织,特别是开始追求大花纹,出现了所谓的“可幅盘绦缭绫”,花回循环与整个门幅相等。由于花纹大且复杂,加之交织点少,故手感、美感和光泽均佳,深受人们的喜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新乐府”中著名的《红线毯》、《缭绫》二篇,就是以当时宣州(今安徽宣城)的丝绒毯和洛阳、浙西的缭绫为背景而写成的。

  制瓷瓷器是我们祖先一项独创的重大发明,远在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已经出现。烧制青瓷的技术东汉后期已基本成熟,至南北朝时更为成熟,并于此时出现白瓷。唐时这两种制瓷技术上升到一个新阶段。青瓷的氧化亚铁含量能控制在1%—3%之间,烧制出美丽多彩的青瓷器,尤其是浙江绍兴、余姚一带的越窑产品最为著名,“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8],即是赞美越窑瓷器的诗句。唐代白瓷的烧制技术也已达到成熟期,与青瓷互相辉映成趣。其中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产品获得了“类雪”[9]的美誉。江西景德镇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与现代水平相近。杜甫赞美四川大邑瓷碗的诗句是:“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10]至于唐三彩瓷器,更是美轮美奂,至今仍是艺术佳品。入宋以后,各色瓷器远销东南亚、非、欧各地,深受欢迎,至今英文的瓷器仍用China一词,足见中国瓷器的无穷魅力。

  农学。唐政府在大兴农田水利和加强对农田水利管理的同时,非常重视灌溉技术的提高,特别是推广水车的运用。这时候有一些新的灌溉工具被发明:长江流域出现了半机械化的筒车,形似纺车,四周缚有竹筒,利用水流冲力,冲击轮子而旋转,将水由低处提到高处。北方有以木桶相连,从井中汲水的水车。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宫内颁出水车样品,并“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11]。足见政府对水利灌溉的重视。至于茶叶的栽培和饮茶之风大盛,更是一项重要成就。唐代种茶树的州已有50多个,还出现了官营的茶园。名茶有20多个品种。茶叶的生产和加工,已成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一个重要部门。服务于农业的农书,体裁和内容不仅继承了前代农书的若干特点,而且在农业农书方面有所发展。既有综合性的一般农书,也有经济作物、园艺、农具、兽医方面的农书,有10数种之多。比较重要的有《兆人本业》(已佚)、《保生月录》(已佚)、《茶经》、《耒耜经》、《四时纂要》等。后周时窦严曾将《保生月录》、《四时纂要》与《齐民要术》并提,足知其重要价值。至于《茶经》,它不仅是研究茶叶的专著,同时也是研究饮茶所用各色瓷器的重要著作。

  以上撮要仅是唐代科技文化中一些相对次要的方面。至于唐代科技与术数文化的主要方面,仍需通过阅读本章下文去加以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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