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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概说

daling 发表于 2019-3-26 15:03: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史学,是运用史料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的学科,包括史料的占有、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以及进行史书编纂。世界各国有各国的历史,因而各自有各自的史学。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因而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史学。

  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把握住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上可探史学发生之源,下能见史学演进之流。

  唐代前期,随着大一统政权的重建和巩固,史学的地位相应巩固起来。魏徵通过整理古籍,撰录了《隋书·经籍志》,对隋以前的史学作出简明而系统的总结,固定了史部在经籍中占居第二的地位,直至清代不改;同时把纪传体史书列为史部之首,使魏晋以来纪传、编年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一转而为“正史”独尊。

  太宗贞观三年,在唐代史学乃至中国史学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大规模地修撰纪传体前代史,从这一年开始。经过整整30年,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包括《五代史志》)以及《晋书》、《南史》、《北史》等8部“正史”,占“二十四史”的1/3,完成了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同时,把以前王得失为鉴戒的史学鉴戒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上对魏晋以来官修前代史进行了总结,影响着此后各朝的官修史。

  正式设立史馆,也在贞观三年。经过逐步完善,完整积累史料、系统撰录当代史——实录、国史,成为制度。同时,建立起纂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的一整套修史程序,贯彻着“圣业鸿勋,咸使详备”,“长悬楷则,以贻劝诫”的撰述宗旨。由此,以纪传体修前代史,设史馆纂集实录、国史等当代史,便成为此后各朝各代基本不变的修史制度。

  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权更替频繁和外来文化的传入,“独尊儒术”的格局被打破。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非议儒学、疑古惑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唐以前,不少史著或史论,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反对神学史观和反对是古非今倾向的进步历史认识。

  纪传体前代史修撰完成后,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实录、国史的纂集正在进行中,魏晋以来兴起的各种史书形式也都相应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如何认识此前的史学,又怎样推动修史的深入,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史通》应运而生。刘知几系统阐述了古代史学发展的历程,适应“正史”独尊的需要,着重分析了纪传体史书的修撰宗旨和体例问题,兼及其他各种史书形式,明确提出“史才三长论”。《史通》对司马迁开创、到唐代前期获得完全巩固的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总结,并规范了纪传体史书的修撰,因而标志着我国史学发展第一阶段的终结。

  《史通》成书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安史之乱起。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种种矛盾一一显露出来,各项制度也都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唐代社会由“开元盛世”急转而下,跌入动乱之中。

  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学术风气为之大变。经学上变义疏之学为直探经文,出现啖助《春秋》学派,“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文学上变骈文复古文,兴起了古文运动。史学则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发展较经学、文学缓慢,因而受到经学、文学的影响,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啖助学派“从宜救乱”的主旨,为“以史经世”提供了思想准备;另方面,它又同韩愈的“道统说”有着重要的结合点,形成“以史治心”的主张。

  “以史经世”,杜佑为代表。其“既弊而思变”与啖助学派“救世之弊”的思想是相通的。《通典》之作,一则体现了主通明变的趋向,二则从“礼法刑政”入手,通过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制度沿革探究“政理”,不再局限于对一朝一帝个人作为进行规谏,同时以其历史编纂上的创举,为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史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途,成为经世史学的先导,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它指责儒家经典“多记空言”、众贤论著缺少“匡拯之方”,要从社会本身探寻救弊之道,所以长期以来对其经世之旨,或“知之者甚稀”,或“习焉不察”,直到传统的政体将要“天崩地解”之际,才闪现出其光亮。

  “以史治心”,即用历史进行伦理纲常教化,以挽救日益腐败的封建统治。啖助学派主张“以史制经,以明王道”,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韩愈提出“治心”为“正心”,“正心”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个人修养。这种主张在“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很快就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影响远远超过“以史经世”的主张。史学由探讨治乱兴衰,引以为戒,渐渐转向注重伦理说教和个人内心自省,其教育功用被空前地强化了。

  在上述学术空气下,编年体史书大兴,通史之风骤起,推进着此后编年体通史及各体通史的长足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在官修国史和前代史这一系列之外,有以《通典》为发端的“三通”、“九通”乃至“十通”系列,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史(包括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系列;史书编著,强调褒贬,讲究义例,出现“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的趋势;地理总志在魏晋以来地理学成就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产生出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元和郡县图志》;历史笔记脱胎于小说家言,形成独立风格,为此后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诏令、奏议开始独立为目,伴着“文之将史”的趋向,与文集一起,愈益受到史家的青睐;各种反映社会风貌、记述专门之学的著作应运而生,扩大着史学的范围。

  《旧唐书》在保存唐代一手材料,反映唐代不同时期及五代历史特点方面有着不可磨灭之功。《新唐书》主要反映北宋前中期的历史认识,其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却有久远影响。考察唐代历史文化,离不开这两部基本史籍。为此,特以一章对两书的编纂、取材和思想作以比较,为读者提供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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