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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振与第三次抵抗:两广的永历政权

我最爱你777 发表于 2019-3-25 19: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648—1649年,清朝步步上升的好运急转直下。清朝之所以成功,明朝方面武人的不满情绪是一个重要因素。明将降清,原以为能享受更好的待遇,得到更多的机会,却未能从清朝方面得到满足。因此,事态发展自然会转为不利于清朝而有利于明朝。

  在此一事态发展中带头的是金声桓(见第二章)。他是明末武人渴望晋升的一个显例。早在弘光朝,他已官至中军都督府佥事及援剿豫楚总兵官491。1645年6、7两月,金声桓投降之后,迅速行动,为清朝夺取了鄱阳湖地区,立了功劳。据说,当时九江等地前来迎接的诸生向他行廷参大礼,他趾高气扬,殊为得意492。不过他此后大感失望,因为清朝最初授予他的是以总兵官提督江西全省军务粮饷总理抚剿等事,官阶甚至比原来的还要低493。但是他显然希望征服江西其余部分,以进一步证实他的能力,从而得到升迁。此外,他现在权宜负责“抚剿”事务,兼管文武。他能握此大权,颇感称心惬意,因此一年来把全副精神用于江西战役,希望不仅在满洲人心目中,也在明朝降将的心目中,提高自己的地位。那些降将本来对这位伙伴的跋扈态度是痛心疾首,很不以为然的。

  就清朝方面而言,对确有功劳者是不吝封赏的,但是他们对于不愿革除坏习惯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对长江战役中明朝降将的这类表现,十分警惕。他们不久就觉察到,金声桓往往夸大自己的战绩以及江西战场的重要性,至于该省的不利形势以及他自己的财务,则不屑提及(或有意掩饰)494。此外,金声桓最亲信的部将王得仁一向以劫掠著称,清廷注意及此,决定把他免职495。

  清廷考虑到这些情况,觉得金声桓的自吹自擂以及厚颜要求增加赏赐,实在是太过放肆,难以忍受。尤其是1646年6月,他的职务仅是改为“镇守”,他就表示反对,疏称宁愿保持原衔,并请皇帝另赐敕书,假以便宜行事之权。清朝兵部的答复很干脆:本朝从无便宜行事的制度,金声桓作为总理“抚剿”事的武将,所拥有的节制文武的特别权力,现在必须移交给新上任的江西巡抚、巡按。但是,由于江西继续动荡不安,也由于有臣下提醒清廷,“盖文官欺武官,明之亡也忽焉”,因此清廷允许金声桓保持江西提督总兵之职,不过免去了以前的紧急权力496。这很难使金声桓满意,尤其是因为新任巡抚、巡按对待他和王得仁二人傲气十足;金声桓一名部将升任总兵官,更表明了清廷有意破坏他已在江西培植起来的半私人指挥机构,他对此也大为不快497。

  因此,金声桓下定决心转向,再次宣称效忠明朝;然而他还在等待,直到和江西的忠明之士以及湖广的永历官员作出秘密安排之后,才诉诸公开行动。但是王得仁知悉,巡按已上疏指责他抚绥时所为不当,渗入他营中的明朝忠义之士又从旁激励,他于是逼迫金声桓下手。1648年2月20、21日两天,在南昌的清巡抚被囚,巡按被杀,其余人人除辫。金、王二人,一人自封为公,一人自封为侯。他们起先奉隆武正朔(在江西的忠明之士中,隆武年号最为人所知),而后派遣使臣找到了永历朝廷的所在,告以“反正”之事498。前大学士、湖广人姜曰广,此时居于南昌。金、王二人为使自己更名正言顺,劝说姜曰广给予支持,为他们的事业增加威望499。

  虽然金声桓的行动,是出于因个人利益而起的意气用事,既无长图远虑,亦无领导才干,但是他的归明影响深远。不仅江西的忠明人士纷纷而起,而且远至湖广西部及福建沿海一带的官员也都开始背清向明。湖广东北部结寨自保的人再次活跃,远在长江下游无为等地的同情复明事业者攻击清军各据点。甚至河南东北部这样的战略要地也抓到了金声桓所派煽动起事的间谍500。除此之外,北方的山东中部,陕西东南部汉中地区以及今甘肃省东南部的回民聚居区等地,一向是清朝感到棘手的地区,现在又一次形成了燎原之势501。更糟糕的是,1649年1月,清大同总兵姜瓖也以复明名义发难,不久,就在北京西面的半个山西省以及陕北大部,都起而造反了。于是满洲援军被派往南方,协防南京,而多尔衮本人及其他最有才干的满洲亲王则亲自出马,应付大门口姜瓖的威胁。晋、陕二省的反抗,直至这一年的10月才完全镇压下去502。北方的起义,并不都是由真正的明朝忠义之士所鼓动、所领导的,与永历朝廷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金声桓叛清之后,全国各地似乎都看到了清朝的弱点。于是对清朝而言,南昌地区的困难局面变成了一场持续两年的危机503。

  湖广的清军当局,本来就感到这个省布满了荆棘,现在获悉了东面的金声桓反叛的消息之后,不消说,就大大地收缩了军事行动。进攻全州和桂林的艰巨战役取消了,只有小股的孤立(注定要失败的)驻军留守道州与永州,而清朝真正能控制的区域缩小到长沙至武昌的一小块地方。明军当然迅速利用这一形势。以前的叛军与逃兵,名义上由堵胤锡统率,本来是在湖广西北部的山区固守,现在又回到了洞庭湖流域,占据了常德、益阳等重要城市,把清军打得晕头转向504。与此同时,总督何腾蛟及其属下各将领,终于能从湖广最西部和广西东北部脱围而出,在1648—1649年秋、冬,夺回了所有的老据点,直至湘潭505。因此,在金声桓反清后一年之内,差不多整个湖南又成了明朝的天下。

  金声桓此举最重要的后果,是对李成栋的影响。李成栋是有理由对清朝所给予的待遇感到不平的又一个总兵。他起初被任为镇守吴淞、松江沿海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府都督同知,因而曾为征服长江三角洲地区出了大力。立了如此功劳,反被指控纵兵骚扰地方而受到正式的调查;虽然他的这些罪名是被开脱了506,但是显而易见,清朝对于再给他更大权力、更多责任,还是持保留态度。早在福建之役结束之前,他就已向北京提议,他本人与部属应得到更厚的赏赐。平定广东之战开始后,他几乎以一人之力东征西讨,因而在1647年6、7两月,清廷按例宣布任命两广各官时,他又以同样口吻为自己的功劳辩解507。令他失望的是,他只得到左都督、充提督广东总兵官的武职,节制两省文武的大权给了出任两广总督的佟养甲508。

  因此,李成栋确实有理由牢骚满腹。有记载说,他最初经由广东攻入广西时,曾获得明两广总督印,私下保存了起来;又有记载说,他在镇压复明义军时,深为这些人的热忱所感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在1648年春初得悉金声桓归明之前,即已考虑过反清509。通行的几部史书喜欢强调他的爱妾对他的影响。据说其爱妾为了劝他重归明朝,在4月底以自杀来作最后的劝谏510。这件事确实可能使他大为感愤,但是在理智上对他作用更大的,还是下面两项消息:金声桓的军队就在他的北面511;一旦永历各军将领在湖广重占上风,他可能更陷于孤立,更易受伤害。

  于是在1648年5月的第一周,李成栋在广州公开宣布奉永历朝正朔;在这件事上和他密谋的主要有两个人:养子李元胤及新任广东学政副使袁彭年。至于他如何迫使佟养甲一同反清归明,说法不一,但是他最初所持的理由似乎是,须行权宜之计,“以安民心”。总之,他找到了一个不杀佟养甲而实行反正的办法。看来他对佟养甲还是很尊敬的512。不过,满洲兵以及广州城内其他改从满俗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李成栋一面派遣官员向南宁的永历朝廷表示恭顺,一面就对辫发高领的人展开了一场大屠杀513。

  永历朝廷处境穷蹙,“槟榔客、盐布客及土乐户皆列鸳班”;土司则升为知府、御史,因为朝廷以为,博取土司好感是明智之举514。永历帝直至5月2日才从江西得到金声桓反正的报告;而李成栋归顺之讯,五周以后就抵达了,如此好消息,真令人难以置信。李成栋的使者受到了小心款待;而后永历朝廷要求得到李成栋的个人函件和慷慨捐赠,以祛除疑虑,证明这不是圈套。不过,金、李二人最后都封为公,李成栋更被任命总制整个东南地区515。随后在7月底8月初,永历帝侍从诸臣经由浔州、梧州,最终于1648年9月20日回到肇庆,一路上接纳了分散隐藏于广西的数十名文武官员。这些朝臣经过一年半的艰困屈辱之后,荣耀而归,又受到李成栋的殷勤款待,心中颇为高兴516。

  还都后的永历政权,其政治格局虽然错综复杂,但是所反映的,还是销蚀南明最甚的那两个问题,即辅佐皇帝与武人地位。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两个问题变本加厉。一方面,在长期大难临头、疲于奔命、勉强糊口的现实环境中,永历帝严重依赖其锦衣卫左都督马吉翔;另一方面,复振后的朝廷,此时事实上完全依靠李成栋的军事组织。

  马吉翔初起时是广东的一名下级武官,因在隆武朝有特殊功劳而被拔擢入锦衣卫。1647至1648年,永历帝在湖广西南部及广西东部奔波亡命,马吉翔对皇室的安全与舒泰特别操心,只要是能为皇室做的事,总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作为武人,可说是甚通文墨,于是开始处理公文,起草谕旨与敕封;其妾殷勤侍奉高年皇太后,使她称心惬意,他因这一层关系,甚至间接取得了宦官首领的地位517。

  吉翔机辩干办,独有擅长。宫中自太后而下,一针一线,无不取给。遇患难,寸步不离。辅部以至候人夫头,皆一身为之。诚为小忠小信,小有才矣。顾凡事欲出自我,而不能识其大。喜昵小人,务周旋情面。易为利动,不务存大体。若[王]坤与翔者,皆不可用而亦皆可用也。518

  永历朝廷重建之时,马吉翔(此时已封文安侯)因自己的武人背景而避去大学士之位,做得很是得体。但是他“辞阁衔而不辞阁权”。他取得了佥都御史之职,又为各机构票拟,代行首脑职权,于是不仅掌管了锦衣卫的军务,还把持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及六科给事中的文职事务519。

  李成栋相对来说,沉默矜持,但也是一个有趣人物。他外表上严毅冷酷,然而在内心深处,感情丰富、复杂而敏锐。

  成栋为人朴讷刚忍,无矜意,无喜容,不脂韦,不多言。文武内外惠敬而深畏焉。520

  他或许因一直杀人而痛饮浇愁。只要有政府任用他,他就尽力而为(不过是太严厉了一点),所希冀的不是荣耀,而仅是政府承认其功劳,并予以适当的酬报。然而他为之奋战以保卫其利益的那些人,却对他不信任;以前的清朝是如此,现在的永历朝也如此,尽管他对永历朝是十二分的尊重。他为此常感痛苦。肇庆方面对他的贬斥,使他对文人官僚更增厌恶之情。不久他就决定,与朝廷保持距离,只集中精力履行一个武人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永历帝准备为他筑坛,行封拜大礼,他上疏辞谢;不久就离开了广州城内的大本营,亲自率军防守梅关,收复南赣,所坚持的只有一件事,即在他军事行动的区域之内,不可安插文官521。不过,此后朝廷是在李元胤的监视之下,他那时已是南阳伯提督禁旅522。虽然二李与马吉翔不同,小心谨慎,不直接干预朝政,然而实际上,二李的意旨是很少能违背的。

  永历朝廷迁回广东之后,第一件事是重设百官。当时有两类官员,一类是在朝廷最近的播迁期间忠心耿耿,有“扈从”功者;另一类是随李成栋归附,有“反正”功者。赏赐与权力在两类人中如何分配以取得平衡,是重设百官的首要困难。在后一类人中,有不少原来是拥护绍武政权的。在永历旧臣看来,这些人比曾经支持清朝者更可恶,更令人不能放心523。而那些来到广东之前曾与满洲人合作者,反倒被认为更靠得住。其原因不仅在于,李成栋与佟养甲的政府与军事体制,比永历朝所设立的要高出一头;而且也在于,那些人先前为征服者出力,现在又背叛,因而不大可能再得到清朝方面的宽恕。

  不过,明朝政府内门户的分别另有更具普遍意义的基础,即来自同一地域,座主门生关系,以及某几个关键部门中的职位。旧臣与反正诸臣的分歧,不久便为这类朋党基础取而代之。从弘光朝的情况可以看到,不论何党,若要生存下去并取得支配权,必须在下述三方面有自己的得力成员:(一)亲近皇帝本人及其家属的所谓内廷;(二)由各部、司及都察院所组成的外朝;(三)省级机构,在南明时代,此类机构逐渐与各地总兵体制难分彼此。党争的首要目标,是猎获内阁职位,从而对皇帝处理公事以及任命其他各职,产生影响或予以控制。

  在永历朝廷,两个松散的朋党逐渐形成。占优势的是“楚”党,其核心成员在都察院。在侍奉皇室的宦官及护卫皇室的武人中,均有此党的支持者或同情者。掌握永历朝最精锐武力的李成栋、瞿式耜,以及首辅严起恒,都赞同此党,楚党得名之由,是该党首领二人都来自湖广中部。二人分别占有都察院两个最重要职位,再加上另外三位御史,合称“五虎”,因为这五人在政治上咄咄逼人,在廷议中声嘶力竭524。

  处于劣势的是“吴”党,其基础在内廷,成员是宦官和皇帝外戚,尤为重要的是马吉翔。尽管朝廷已有了更正式的机构,马吉翔依然是包揽一切的皇帝私人总管。在粤中地区之外,吴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广西中部野心勃勃的将领陈邦傅(瞿、李二人鄙视他,并不仅是党争之故);在外朝的最重要党羽则多为各部侍郎。大学士中也有二人被视为吴党。吴党之得名,可能是由于该党部分领袖人物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525。

  朝廷还都肇庆后16个月内,楚党一直居于上风。其主要原因是朝廷要依赖李成栋的军事组织,另一原因是真正的行政网并未建立起来,此外,李成栋的部将和养子一直控制了广东及禁卫部队,即使他本人死去以后依然如此。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即楚党由“清流”人物领导,植根于外朝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其共同特征为:通晓既合宜又合法并合乎道德的明朝处事成法,并坚决遵守526。

  (朝廷还都肇庆)下考贡之旨,村师、巫童以及缁衣、黄冠,凡能搦管出黑字于纸上者,悉投一呈,曰山东山西某府某县生员。然必取其极远者,以无可证也。曳裾就道,弥漫如蚁,曾经出仕,佥曰迎銮;游手白丁,诡称原任六曹两侍。旬日间驻列济济。然相遇于朝堂道左,各不举手。为有一二科甲在内,故凌气质以自尊;二三势力在内,为豪亢以自高。此外菜佣、屠夫、出门、皂役、优倡、鸨卒等项,虽居然进贤冠也,行行队队,若不欲以面示人。527

  此一记载语带贬抑,实际情况或许不致坏到如此地步,但永历朝廷确实需要一番洗心革面。楚党强调标准、资格以及措置得宜,尤其是言辞犀利的礼科给事中金堡,更为锋芒逼人。这很可能会刺痛皇帝及其他许多人(尤其是吴党中人)。但是,强调这些事情正是朝廷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大批认真办事的文人入仕,才能着手重建一个像样的朝廷,以治理目前仅靠军令来维持的数省地方。换句话说,楚党声称,自己知晓如何管理一个真正的明朝政府,尤其是当时的永历朝廷,确实需要看起来像真正的明朝政府。

  但是,吴党也在明朝政治史上一再出现的格局之内,因而其地位也是稳固的。前一阶段,险阻穷乏持续不断,头等大事是使皇室得以活下来,而不是如何统治帝国。在此情形下,与内廷有关的人自然是影响最大。永历帝的为人,尽管不愚,不荒淫,也并非万事不理,然而一见事情复杂,就生厌恶之情,而且也没有领导能力528。由于他的这种无主见的性格,在1648年朝廷重建之后,内廷势力依然强大。永历帝与先前的弘光帝至为相似,也是对朝章国故茫无所知,一旦需要乾纲独断,同样感到惶恐。于是宦官和马吉翔成了他的挡箭牌,每当“清流”官员把他视为临朝天子,提出种种要求时,就躲到这块挡箭牌后面。

  楚党主要人物所标榜的,是澄清朝政,拨乱反正,使出仕者“得其人”,争取民心,在全国重建明朝的秩序。他们声称,目的不在党派利益,而是为大业独立无私地行事。但是,正如晚明屡见不鲜的情形一样,“同道为朋”的“君子”声称,一个合适的政府应维持“纪纲”,然而在这言辞的背后,其实是合谋驱除某些奸人。他们通常以为,这些讨厌的人破坏了国家的基本原则,应予清除。即使这是事实,但在政治斗争中,对于奸邪之辈的不道德强调得过了头,权宜之计用得过多,在小节问题上也过于挑剔,而“清流”人物对于这样做可能给政府的团结所带来的损害,往往是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对于他们所反对的那些行为赖以产生的形势,也毫无觉察。于是为理想而进行的奋斗,成了出于个人私利的冤冤相报;为了整肃“纪纲”,往往把婴儿连同澡后脏水一起给倒掉了。

  就在两广复振的永历朝廷而言,楚党几乎集中全副精力,以对付不居首辅之名而有首辅之实的马吉翔以及拥兵自重的土皇帝陈邦傅二人手下的非正规武力(以及广布的党羽);至于更根本的问题,诸如备皇帝顾问、领导朝廷以及如何支持军务并论功行赏,则很少关注529。例如,楚党指控马吉翔自一位宗室及自己手下的书记那里收受大量贿赂,因而使二人任职御史台530;又指控他伙同一位中书舍人,在诰敕上改动一个字,以便陈邦傅能“世守”广西,而陈邦傅本来就逐渐把自己控制下的广西土地视为私有,经此一改动,等于官方对他的行为表示原宥,并使他变本加厉(陈邦傅为此事,一直受到在桂林的兵部尚书瞿式耜的猛烈抨击)。陈邦傅面对金堡的这一攻击,也上疏辩解,并在疏中最后提议,派金堡任他的监军御史(言下之意,就是要把他杀死)。于是一位楚党的中坚人物带领都察院全体官员辞职。这一示威行动来势汹汹,当时在別殿与一个客人闲谈的皇帝闻知此事,据说吓得把茶都泼翻了531532。

  虽然“清流”御史悉数召还,两位吴党的大学士也因此类事件以及其他争议而离职,但楚党的这种胜利是空洞的,因为贪赃、任用私人、行为不端、依靠阃外将帅的势力之类的指控,同样也能适用于楚党中大多数人533。马、陈二人依然未受伤害。更坏的是,因持续不断的意气用事,实际上未做任何事来对暂归明朝版图的诸地区作真正的治理。

  有一件事,以后对永历朝廷有致命的影响。从此事特别能看出,楚党发言人的“清流”立场与吴党更求适应环境的“现实主义”,是何等的不同。1649年春末,有两位官员以孙可望使者的身份抵达肇庆。孙可望是上一年占据云南省的流寇部队的领袖(见第六章)。孙可望的使者上贡礼物,并奉书邀封王爵,以坚其归顺明朝之心534。朝廷是否应允其所请的一场长期辩论,于是就开始了。一派人持赞同态度,以为只要能巩固朝廷的实际安全,武人领袖的虚荣,乃至据有土地的野心,不妨予以满足。他们以为,只要授一枚官印,发一纸诏书,即可赢得一个同盟者,若不如此,此人可能还会向朝廷发起进攻。

  但是朝廷“纪纲”的维护者(他们怀疑,孙可望可能与陈邦傅勾结)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辞锋犀利、望之俨然的金堡总结了如下的理由:首先,依照祖训,凡尚生存的非明朝同姓者,不得封王,不论是亲王还是郡王。而更为重要的是,朝廷若屈服于压力,威望会贬损,士气亦会降低,即使可能在军事上获得此一巨寇的助力,也是得不偿失。不论是否授予王爵,朝廷对孙可望不可能有实质的控制;而朝廷若坚守原则,孙可望反倒有可能留下深刻印象,真心归顺明朝。总之,皇帝与文武大臣若能通力合作,目标一致,对抗大敌清朝,孙可望之流的乌合之众能做出些什么事,是大可不必顾虑的535。

  这是典型的“清流”之见:行为正当犹如草上之风,普遍的真精神更能收成功之效。“清流”着重这种看法,使得在楚党完全失势之前谈论孙可望的请求,成为不可能之事。不过,朝廷为了安抚孙可望,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他拔出于云南叛军领袖侪辈之上的需要,便授他以公爵,其他人则为侯爵。两位使者终于在仲秋离开肇庆,返回云南536。但是不久,在广西的两个吴党人物采取了另外的行动,使者的任务也就改变了。

  陈邦傅对于西北方的孙可望军力一直警惕,希望与他保持友好关系,此时就伪造了诏书,封孙可望为“秦王”(按:为亲王),并派手下人赍诏前往537。孙可望接到此诏,大喜过望。他对于自己的新地位沾沾自喜,并以此训示周围所有的人。此时,他原先派出的使者回来了,带来的封号是“平辽王”(按:为郡王)。这一封号是前湖广巡抚堵胤锡矫诏制造出来的。堵胤锡可说是擅长招安前叛军,使之归附明朝;而金堡之类的人却一直为此指责他,他因此忿恨不平。这两个自相矛盾的封号自然使孙可望大惑不解,怒从中来。他的使者在盘问之下吐露了真相:朝廷敕封的其实只是公爵。孙可望顿时大怒,立即派使者回去,要求澄清。同时,永历朝廷的党争格局也已改变,但是在1650年春,由于与前不同的各种原因,朝廷再次以花言巧语拒绝孙可望的要求。从此与孙可望的关系就走上了一条灾难之路538。

  这一类内部纠纷与处事不当,其原因多半是对于武人在国家机构中的适当作用、潜在角色究竟是什么,看法不同;其另一后果则是:在比云南更靠近、更重要的其他地区,永历朝廷也不能有效利用机会,应付危机。朝廷不能向江西与湖广的将领提供支援,因而收复这两个省的企图失败了。二省的将帅因此无法从战略错误及挫败中恢复过来,手下的兵士也不愿面对敌人。于是到了1649年中,二省将帅在清军与永历朝廷中间所构筑起来的缓冲地带迅速消失了。

  在江西,有一个将领拒绝随金声桓归明。此事有致命的后果,因为他的大营就在赣州。金声桓因此不仅无法与南面的李成栋联合,而且一旦他从南昌和九江向东北方挥师进攻南京,后方就有可能受到攻击。他为此而作出了或许是错误的估计,认为夺回赣州,使之归明是第一要务。于是北方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应付局面539。一支清一色由精锐八旗兵组成的清军,由满洲和蒙古(不是汉人)梅勒章京(副都统)率领,从北京派出,一路南下,来对付金声桓。1648年6月中旬,这支清军自东流越过了江西东北角。金声桓、王得仁两人围攻赣州不下,匆忙折回北方,刚重入南昌城,清军就开始了第一次协力攻城战。8月底,清军猛烈攻城,但不能得手,于是就驻扎下来,作长围之计,想使这座坚城因穷饿而不战自屈540。

  南昌未能从何腾蛟与李成栋方面得到有效的援助,被包围隔绝半年以上。明军在湖广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于1648年夺回全省。紧接着,在1649年1月,却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内斗。一方是前大顺军的主力,现在称为“忠贞营”,名义上受堵胤锡节制。另一方是左良玉残部,现在名义上受何腾蛟节制541。当时何腾蛟希望从清军手中夺取长沙(从而恢复该地与北赣间的陆上交通),“忠贞营”却从长江上游一直奔向广西中南部,迂回跋涉,道路既阻且长,兵士满腹怒气,不顾一切。聚集在洞庭湖南岸的大量明军经此冲击,阵脚大乱(见地图11)542。那些原来仅在名义上听命于何腾蛟的部队,在“忠贞营”横扫过后,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因此,何腾蛟对于南昌金、王二人的呼救,除略作姿态外,爱莫能助。

  在广东北部及江西赣州府之间交界地区的李成栋部,以前在满洲骑兵与高效率的清军后勤系统的支持之下,似乎是所向无敌,而现在遇到了身经百战的南赣人民的抵抗,却畏首畏尾,逡巡不前。南赣人此时为保住本地区清朝建立的秩序而顽强作战,正如以前为保明朝秩序而战一样。李成栋于是被迫在1648—1649年冬返回广州,重作整顿与补充,准备反攻。但是当他在2月再度出梅关时,清军已能从北方增援赣州,他因此无法救援南昌了543。

  南昌城受重围6个多月,早已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有些兵士暗中同意投降,清军因而于1649年3月1日登城。金声桓、姜曰广二人自杀,王得仁作战被俘,后被处死,他们手下的忠义之士,大多数拒绝投降,也遭杀戮544。同一天在湖广方面,何腾蛟纯出意外,在湘潭被擒(他一心想重行召集逃亡士兵,外出连卫士都没有带);他坚持不屈,数天后在长沙就义545。与此同时,李成栋依然攻不下赣州,被清军救援部队逼到了信丰一角之地。有关他最后的时刻的各种记载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在信丰地区,试图渡过一条因雨水而暴涨的河流,遭溺死,时间大约是1649年4月的第二周546。于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一年前永历朝忽然复振所主要依赖的金、何、李三人,都从世上消失了。江西与湖广的明朝军力因而完全瓦解。虽然清朝并没有立即向前推进,但更向南方作第二期的征服,条件已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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