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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历史

daling 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语言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历史对于整个人类正像记忆对于每个人一样。它说明我们现在说的语言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说,以及我们过去是怎么说的,因为,语言就是在历史中形成、发展和消亡的。

  远古时代,不同的人类共同体产生了各自的原始语言。后来,语言随着社会的瓦解而分化,又随着社会的统一而融合。在氏族不断迁移和分散的情况下,语言文化过程占优势;等级和国家出现后,分化过程和融合交叉进行。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多种语言。

  在社会大动荡大分化时,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会随之分化为独立的语言,而新的国家政治力量又把这种分化结果固定下来。例如,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古拉丁语也随之衰亡了,而6-9世纪,在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意大利语、法语、罗马尼亚语等罗曼系语言。

  语言的统一过程,除了不同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言之外,还有异族语言的交融。例如,11世纪,不列颠岛被法国的诺曼族政府所统治,诺曼法语成为英国官方语言,很多英国贵族讲法语。在中古英时期,英、法语都在交融,结果是英语取胜。1962年,英王规定英语为英国统一的语言。但是现在英语中留下很多法语的借词,这就是交融的痕迹。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也是语言交融和统一的历史。汉族在历史上曾多次受少数民族贵族的统治。近1000年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首都,其中四个朝代都是由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贵族统治的。但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有历史悠久、高度发展的文化,在语言交融的历史中终于胜出。例如,清代乾隆皇帝对汉语、汉字的造诣就非常深厚,曾写了数万首诗。其中有一首谐趣诗非常有趣。当时曾有一个翰林在奉敕撰写墓志铭时,误将“翁仲”倒置为“仲翁”。“翁仲”原指铜铸或石雕的偶像,后来专指陵墓前的石人,而“仲翁”可指(伯仲叔季)排行第二的老翁。乾隆皇帝很生气,将他贬降为通判。这个大臣临行时,乾隆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

  翁仲如何作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工;

  从今不许为林翰,贬尔江南作判通。

  这首诗诙谐绝妙,以中国传统的类推方式,以先秦诸子所惯用的以谬制谬方法,隐示了一个批评、警示的推理:你误倒,我也误倒。

  另外,由于中国古代政权长期统一的作用,吴语、闽语、粤语等方言都没有分化为独立的语言。

  (马一玲张奕)

  汉字是怎样形成的

  文字的诞生是人类从蒙昧、野蛮时代走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中华民族早在5000年前就进入文明社会,汉字的早早诞生功不可没。

  关于汉字的起源,众说不一。大致有如下几种:

  结绳说

  结绳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也有“接绳而治”的说法。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周易》注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西南边陲云南还有结绳记事的情况存在。显然,结绳还不是文字,它并没有记录语言。不过,结绳无疑是汉字诞生之前的一种替代记事方法。

  古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契刻说

  这是与结绳说相提并论的传说,也是古代广泛地使用过的方法,即“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契”。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记号,即是契刻。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

  关于古代契刻的情况,《列子·说符》记载有:有个宋国人,在路上拾到一个别人遗失的“契”,回到家中便把契藏了起来,并偷偷地数契上刻的齿数,以为这些齿数代表的钱数不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对邻居说:“我很快就要发财了。”这段故事说明古代的契上刻的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

  仓颉造字说

  关于仓颉造字的说法影响最大,古代典籍有很多记载。《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讲:“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鲧作城。”《荀子·解蔽》有:“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又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应,故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简化文字,命用小篆编写识字课本,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西汉时改为隶书,合为一本,仍称为《仓颉篇》。

  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有四只眼睛,他看见地上的兽蹄、鸟爪的痕迹,猎人根据这些痕迹告诉他是什么兽、什么鸟留下的,仓颉受到启发,想到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就都能认识了。于是仓颉开始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到了汉代,仓颉被神话,《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为,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争着去做赚钱的商人,辛苦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给他们救急;而鬼也怕变机灵了的人用文字来治他们,所以夜里嚎哭。但仓颉造字说是到战国末期才有的,那时人们并不太相信,所以《易》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的。“后世圣人”可能是许多人,因为文字不太可能是一人独创出来的。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系统的文字,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不断创造、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各朝代都有新字,后一朝代的字数要比前一朝代的字数有所增多,就足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氢、氧、氟、氮、钨、硅”等字,就是近代才产生的。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近于神话,但合理的地方在于,这就是文字从日、月等图画中来,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画文字,也可说是象形文字。同时,把史官和整理汉字联系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汉字由原始文字发展至成熟文字的过程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巫和史,大概起过重要的作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显然与巫、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河图洛书与八卦说

  这种传说认为文字是神的恩赐,这可能是独立发展的文字所共有的说法。相传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始祖伏羲即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卦,创始了炎黄文化。因此,古时常把龙马、神龟与图、书结合一起的图画来象征我们文化的古老源头。“河出图、洛出书”只是初民的神话,它可能反映文字或先于文字的某种符号最先发生在河洛一带,但并不反映文字的真实起源。后世宣扬的文字神赐说,则是为了增加文字的神秘性。

  但“八卦说”后来仍有人加以发挥,八卦是用作吉凶占卜的一种特殊符号,具体是指《易经》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由整线”——“(代表阳)和中断线“--”(代表阴)组成。每两卦相互对立,其中,阴阳的对立是根本。宋朝的郑樵在《通志·六书略·论便从(纵)》中说:“文字便从不便衡(横)。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从。”按郑樵的说法,由于八卦符号的纵横变化,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汉字。这种看法很难令人相信。有限的卦爻符号,不管是八卦,还是八八六十四卦,是难以演化出众多的原始汉字的。不过,我们不能排除汉字构形与八卦爻象在文化方面的某些联系。

  随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这种看法虽然也还不是定论,但比以上的传说要科学了许多,使人们看到了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的曙光,最终的解决还得寄希望于有更多的出土资料和更多的研究成果。

  (赵海燕汤耀国)

  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字形

  “六书”是字的构成方法,从战国到现在没有多少变化,但真正要把汉字写下来,从古到今的变化可就大了。汉字字形的变化,大致说来,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石鼓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

  汉字的演变

  甲骨文

  殷商的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代表字体,它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得名。其内容多为问吉凶的“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

  商代甲骨文

  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和殷都(在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的夷为废墟,这批文献资料被埋没于地下3000多年。直到1899年才被一个名叫王懿荣的人发现并认定为商代的遗物,从此便有人开始搜集并拓印其文字进行研究。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使殷商文化的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对它的研究也成为一门新学科——甲骨学。近代学者刘鹗和罗振玉都是甲骨文早年出土时期对甲骨文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参见《文物·考古》中“甲骨文和刘鹗、罗振玉”词条)。

  金文

  所谓金文,是指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上古称青铜为吉金,所以把这种铜器上的铭文叫作金文。由于钟和鼎在两周时代青铜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又将金文称作“铜器铭文”或“钟鼎文”。

  商代金文的字体和甲骨文相近,文字内容或者是记事功的,或者是录训词的。西周金文就字体整齐了,文字内容多是与祀典、赏赐、征伐、契约有关的记事。

  大篆

  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到周朝,周宣王时(公元前9世纪)的史官史籀,曾对古文进行过一次整理,其结果是产生了“籀书”,即大篆。大篆是相对于秦朝时的小篆而言的。

  颂簋及铭文

  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国事多,文书繁,感到原有文字繁杂,于是,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将大篆简化为小篆,统一了文字。

  隶书

  小篆发明后,仍然满足不了越来越繁多的文书的需要,书记官虽用小篆,但有时候为了求快,下笔不免写得草率些。久而久之,这样写的人多了,便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员看的。但隶书的最终定型是秦朝的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自己获罪下狱后,作隶书3000字进奉给秦始皇,被采用,他还靠这个当上了御史。

  隶书到了汉朝才成熟起来,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隶书,是就汉隶即“八分书”而言的。

  颜真卿《多宝塔碑》

  楷书

  隶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演变,到了汉末魏初(公元3世纪初期),又出现了“真书”。真书又名“正书”、“今隶”(以区别于汉隶),是一种通行到现在的、人们最熟悉的“楷书”。

  关于楷书的首创者,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而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行书起于晋代,至今通行。“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便是行书书法的巅峰之作。

  草书

  东晋王羲之书法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瑕。但草书尤其是“狂草”写出来后别人大都不能辨认,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之本能。于是,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需要,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版镌刻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几百年间,在宋体字的基础上又衍生出长宋、扁宋、仿宋等多种变体。近代西方印刷术传入后,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然而,由于宋体字既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赵海燕汤耀国)

  《说文解字》与许慎

  《说文解字》为由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撰。许慎(公元58-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万岁里人,曾由郡功曹举孝廉,入为太尉南阁祭酒。曾跟著名的经学家骑都尉贾逵受古学,博通经籍,著有《五经异义》《淮南子注》《孝经古文说》和《说文解字》等书。当时即被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

  《说文解字》是许慎花了22年精心编撰而成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它系统诠释了汉字的起源,正文14篇,叙目1篇,收入正文9353字,重文1163字,合计为10516字,全书解说用字133441字,首创540个部首编排法。可以称得上是集经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这本书上溯造字之源,下辨隶、行、草、篆的递变规律,是阅读古代典籍,以及研究古代文字的重要依据,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上的第一部字书大典。

  《说文解字》书影

  《说文解字》归纳了汉字构成和使用的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即所谓的“六书”。许慎还发明了汉字的部首,通过部首的归纳,把成千上万纷繁复杂的汉字编排整齐,使后人能够按照部首,方便快捷地查找所需要的单字。正如洪诚所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巨著,是上通古文字、下理今文字的桥梁,它也是语言学的巨著,是词汇史的要典。”从这部传统中国文字的奠基之作中,上可以考证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的意义,下可以阐明隶书、真楷的发展及流变。

  (马一玲)

  简化字和繁体字

  简化字是指原来结构复杂,笔画多,后来人们在运用中,人们对它进行了改造、简化,由此而产生的笔画、结构简单的汉字,就是简化繁体字,取代繁体字的笔画结构简单的汉字。

  繁体字就是笔画结构复杂,被简化字取代,现在在一般场合已经不使用的那些汉字。例如“据、惧、郁、龟、灶、灭”是简化字,而与这些字相应的“据、惧、郁、龟、灶、灭”是繁体字,这些繁体字今天在我们日常文字工作中已经被简化字取代,不再使用,是现代汉字规范化的对象。

  简化字是和繁体字相对而言的,是互相对待的一组概念,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没有繁体字,就没有简化字,没有简化字,也无所谓繁体字。因此,笔画结构简单的汉字不一定就是简化字。有些汉字从产生之初至今就是那样简单,没有相应的繁体字,它们不能称之为简化字。例如“人、一、二、十、上、下、旦、手、寸、工、戈”等。结构复杂的汉字也不一定就是繁体字,繁体字的内涵不是指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而是特指为简化字取代了的、已经停止使用的那些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例如“鹪、鹩、蹿、爨、馕、鏊、疆、鼙、鬻、冀”等汉字结构都十分复杂,但它们不是繁体字。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简化字理解为笔画结构简单的汉字,也不能简单地把繁体字理解为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

  (马一玲)

  近代中国的白话文运动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缓慢增长,他们开始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对于清王朝与列强勾结起来继续维持旧秩序更是表达出强烈不满。为了制造登上历史舞台的舆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深感原有的、与时代相脱离的文言文愈来愈不能适应自己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要求了。一些改良派人士首先起来抨击文言文,要求推广白话文。

  1898年春,江苏无锡举人裘廷梁在上海《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接着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为变法摇旗呐喊。在变法浪潮推动下,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出现了白话报热。《无锡白话报》率先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林獬先后创办《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陈独秀在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此外全国各地还有《宁波白话报》《启蒙通俗报》《苏州白话报》《伊犁白话报》《智群白话报》《白话》等不下十几种。其他采用白话文撰写各类文章的报刊更是不计其数。

  在裘廷梁看来,推广白话文,废除文言文是变法的首要条件。他在《无锡白话报》序文中说,要变法就得“开通民智”,而要“民智大启”就必须废除文言文,而推广白话文的最佳途径又是从白话报开始。裘廷梁把推广白话文作为变法的根本,这与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之本在于实行君主立宪制、兴产业相去甚远,显得本末倒置,是远远不及康、梁斗争水平的。但是,康有为、梁启超要求废除八股文并不意味着也要求废除文言文,而裘廷梁则明确要求“崇白话废文言”。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破产。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开始意识到不推倒清王朝的统治,是无法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白话文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们也开始把天赋人权、人类平等诸种学说演成白话,用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给近代白话运动注进了新的内容。

  林獬用“白话道人”、“宣樊子”等笔名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了61篇文章。他愤怒谴责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出卖主权。他说,不打倒清王朝而要使中国独立富强仅仅是一种幻想。被誉为革命党大文豪的陈天华,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用白话文写下了众多的宣传品。1903年,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另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在《白话》《中国女报》上发表了许多白话文章,要求妇女们关心政治、投身革命。孙中山的战友陈少白更在香港组织白话剧团,所演白话剧均属唤醒国魂、解放专制之作。此外。陶成章、蔡元培等也写了不少白话文章,宣传革命真理。

  近代白话文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冲击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甚至还下令查禁《猛回头》,但是《猛回头》依然在民间流传甚广。

  近代白话文运动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工作,传播了反帝爱国思想,这无疑是进步的。当然,白话文运动的胜利还来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马一玲)

  汉字在日本的改造

  早在1000多年前,大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遣隋使、遣唐使,将先进的中华文明,包括语言文字带到了日本。日本从此正式开始了使用文字记载语言的历史。

  最初,日语的每一个音都是由一个汉字表达。公元9世纪,日本人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假名。现代日语中,假名71个,最基本的有46个,排列成“五十音图”。

  日语中汉字的发音有“音读”和“训读”两大类。

  音读,即日本人引入中国文字时模仿该字汉语发音的读法。由于中国汉字进入日本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国不同朝代的“普通话”有所差异,这在日语汉字的读音上也留下了不同的痕迹。因此,在现代日语中实际上音读又可分为“吴音”、“汉音”、“唐音”三种。这是因为一部分日语汉字保留了六朝时期由中国的吴国引进的“吴音”;唐朝时期从中国的唐都长安引进的“汉音”;以及后来从宋、元、明、清各朝代引进的“唐音”。

  训读,是根据汉字的原意而用相应的日语词读法读出的汉字。可以说是汉字的“意译”。例如,汉字的“川”是“河”的意思,日语词称“河”为“かゎ”,这样就将汉字的“川”读为“かゎ”了。

  日语书写时一般体言(名词)及用言(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的词干部分多使用汉字来写,而用言词尾有变化的部分及助词、助动词则以平假名书写。格式上横写、竖写均可。

  汉字传入日本后,虽然极大地丰富了日语的词汇。但由于汉字数量太多,日本人也感到在记忆、读写等方面的困难太大。所以,日本政府从1946年开始,就下令限制汉字的使用数量,对汉字的书写进行了改革,才逐步形成现在所说的1945个常用汉字。

  (张奕)

  楹联和对联

  “楹”指的是堂屋前部的柱子,“楹联”就是指挂或贴在楹上的对联,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形式之一,俗称“对子”、“对联”、“楹贴”。楹联的字数多少不定,但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内容十分丰富。

  楹联起源于民间的桃符。按南朝《荆梦岁时记》记载,每逢岁时,人们便挂桃符来驱鬼避邪、迎喜接福。这是对联的萌芽。五代时,桃符上的神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联语。据《茅亭客话》记载:五代蜀后主孟昶曾在寝门桃符板上写了一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子,这是我国最早的对联。但作为口头上的对对子,诗文中的对偶句,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例如,《晋书》载:陆云与荀隐鹤第一次见面时,互报姓名“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隐鹤”。《诗经·采薇》中也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的,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以四字六字相同定句的骈体文;以及唐诗的五言、七言的律诗句等,也是楹联发展的源泉。如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樨下陈藩之榻。”

  宋代受诗词的影响,对联在对仗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大诗人陆游就曾为自己的书房题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话流年。”明代对联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据《簪去楼杂记》记载:朱元璋建都京城之后,曾于除夕传旨,要求公卿士庶在自己的家门上贴上春联一副,同时他也带头写了一副对联送与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他还曾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阉豕苗者,尚未倩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要求家家户户贴春联,对形成春节贴春联的风俗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是对联的繁荣期,不论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清康熙60寿辰(1713年)和乾隆80寿辰(1790年)的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虽然多数是“润色洪业,鼓吹承平”之作,但由于“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且大量制作,要求严格,因此必然有利于楹联结构的规范化。现代学者南怀瑾就曾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而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分庭抗礼、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了。

  由于楹联是诗词与书法艺术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此后的文人学士便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成为一时风尚。以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庙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等为形式的对联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流风之盛,不曾衰落。如晚清吴敬梓作的提示人生哲理的:“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时,陈寅恪出题“孙行者”求对,周祖谟对以“胡适之”,至今仍传为美谈。冯玉祥送给理发铺的对联“倭寇不除,有何颜面对镜?国仇未报,负此头颅为人!”则表达了不愿为亡国奴的凛然正气。

  楹联作为诗词与书法艺术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被赞誉为“诗中之诗”。它与我国独特的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渊源极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之一。它经过上千年的时光锤炼,留下了一批历史精品级的巧联妙对,广泛地流传于百姓中间。这些极富生命力的妙联,上下词性相对,音韵相谐,本身就有一种字面上的对称美、声调上的韵律美,创造出了如诗如画的意境和韵味,看起来赏心悦目,读起来意味无穷。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楹联也以新的面貌开始复兴。1984年成立中国楹联学会,1985年创办《对联·民间对联故事》,1987年创办《中国楹联报》,地方楹联组织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从此形成了群众性的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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