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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外交家李鸿章

喵尔摩丝 发表于 2019-3-11 18:02: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鸿章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有人说他卖国媚外,也有人说他是晚清杰出的外交家。他权倾一时,是个盖棺也难以定论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从他的一生中,不难看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初次涉外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出生于道光三年(1823)。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

  李鸿章是以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他先是跟随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后自立门户成立淮军。李鸿章颇有军事才能,同治五年(1866),他接任因围剿不力被免职的老师曾国藩,剿灭捻军,因而得以连连升官,时人皆说,他的顶戴是用鲜血染红的。

  曾国藩曾将李鸿章与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字荫甫)相提并论,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李鸿章确实是为官有道,他热心官场,醉心仕宦,处处迎合当权者。

  李鸿章最早与洋人接触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带领新招募的淮军赶赴上海,试图以上海为中心收复被太平军攻占的江浙一带。当时太平军进军迅勐,走投无路的清廷决定借洋人力量消灭太平军,上海便有了一支“洋枪队”,由美国人华尔任领队。

  洋枪队武器精锐,打过几次胜仗,清廷大加褒奖,将洋枪队命名为“常胜军”。同治元年(1862),华尔战死后,美国人白齐文继任统领。

  对于“借师助剿”一事,朝中许多大臣持反对意见,生怕引狼入室。李鸿章抵达上海后,发现洋枪队战斗力惊人,于是想借他们围剿太平军,同时又抑制他们势力的壮大。华尔毙命,白齐文走马上任为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李鸿章利用白齐文与上海官员的矛盾,制造冲突,既挤走了白齐文,也排挤了与自己作对的官吏,并通过与英国的磋商,获得了洋枪队的部分掌控权,限制了其介入地方事务。同治二年(1863)三月,英国人戈登任洋枪队统领。

  从同治元年(1862)起,淮军与洋枪队以上海为基地,陆续夺回了太仓、昆山、江阴等地,于十一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攻打苏州时,城中的太平军已经同意投降,淮军将领程启学也与太平军的8名将领签订了盟约,并由戈登签字做了保人。淮军诱降成功,拿下了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8名降将,同时,淮军在城内大开杀戒。李鸿章杀降之举引起了戈登的愤怒,提着洋枪要找他算账。

  李鸿章一边请求英人调解,一边极力辩护,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在双方的调停之下,这一场风波得以平息。然而他却下定了裁撤洋枪队的决心。

  攻下常州后,戈登主动要求遣散洋枪队。李鸿章求之不得,于是在同治二年(1863)五月解散了洋枪队,将其中一部分精锐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收编入淮军。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到了李鸿章这里,请神容易,送神也容易,他的干练和老辣可见一斑。

  痞子腔外交

  同治九年(1870),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中有30多名收养的婴儿因疫病流行患病而死,当时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于是民间开始传言神甫和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将孩童挖眼剖心以做药材。

  在愤怒和疑惑当中,民众与天主教徒的冲突对立升级,法国领事丰大业被民众打死,多名修女神甫被激愤的民众杀死,英国、美国的多座教堂也被焚毁。在这次事件中,共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美、英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队进行威胁恐吓。清廷急派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知县革职流放,支付抚恤金和赔偿金共49万两白银,并派通商大臣崇厚作为特使前往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将此事办成了一次典型的屈辱外交,受到了外界的谴责。

  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负责办理此事。李鸿章从此真正开始了毁誉参半的外交生涯。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动,仅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主张不必事事迁就列强,注意缓和天津民众的情绪,表面功夫做得比较到位,所以颇受清廷赞誉。在这次教案事件中,李鸿章还学会了痞子外交。

  当他刚到天津时,首先去拜访老师曾国藩,请教办案要领,曾国藩反问他有什么打算。李鸿章说:“门生也没有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所谓痞子腔,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不以为然,认为还是要以诚待之。李鸿章频频点头,连声称是,口口声声要按老师的教导去做,传其衣钵。实际上,他与曾国藩性格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依照曾国藩的准则去做。曾国藩是个非常注重德行的人,被人痛骂“卖国贼”后,心中惶恐,难以接受,而李鸿章被骂了几十年,依然我行我素。李鸿章本身就是个很“痞子”的人,他是进士出身,却毫无书生的斯文之气,对待不堪所用的人很是礼貌,而对待可用的人却是粗言恶语。被骂的人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

  曾国藩讲一个“诚”字,办外交却办得灰头土脸,李鸿章也讲诚,但他不是一味地讲诚,在列强仗势行事的情况下,诚是不可能打动他们的。而且外交本来是各国利益的较量,敷衍、迷惑和欺骗都是外交的手段,如果还古板地抱着“诚”不放,损害的自然只有己方的利益。

  曾国藩正是看不透这一点,才在外交上无出色表现,而痞子气的李鸿章则在外交上做出了大文章。当然,李鸿章的痞子气也不是纯粹的胡搅蛮缠,只不过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加入一些迷惑的策略手段而已。

  是“卖国贼”吗

  自从同治九年(1870)办理天津教案起,李鸿章成为清政府对外事务中的主要负责人,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从而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因此,他屡屡被时人以“卖国贼”称之。

  客观而言,李鸿章签订这些卖国条约,只是按照清统治者的意志行事,他不过是清廷卖国的替罪羊而已,但是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一方面,他为了迎合统治者主和的需求,对于列强提出的条件,几乎是全部答应,这一点是他值得诟病之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尽力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处境下,试图为国家争取一丝生存空间的努力。

  李鸿章的外交方针之一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下,尽最大可能以夷制夷,对列强能妥协则妥协,能利用则利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李鸿章达到了这个目的,不过他也有失策的时候。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赴俄谈判,签订了《中俄密约》。临行之前,他对来访的黄遵宪说道:“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却没有想到此行却是开门揖盗,为沙俄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提供了方便。所以黄遵宪称他是“老来失计亲豺虎”。

  李鸿章一向自诩天朝大国,在许多场合上,他都表现得极为自矜,可能也是痞子气的一种体现。李鸿章与洋人的趣闻很多,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兼任总理衙门事务,过去,衙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外国使节来访,必好茶好果招待,一年花费不少。李鸿章有心革除,但他没有事先命令禁止,而是等待茶果上来时,他当着外国大使们的面,令仆从撤下去,并立下新规定:以后凡是使节初次来访,仍是端出果酒款待,再来则一律清水招待。各国大使面面相觑,非常尴尬。

  对于无礼的外国使臣,李鸿章也针锋相对。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鸿章接见法国公使施阿兰。施阿兰少年得志,心高气盛,态度傲慢,不将李鸿章放在眼里。

  两人交谈几句后,李鸿章突然问道:“阁下今年贵庚?”施阿兰如实相告。李鸿章笑道:“你和我的孙子同龄啊。去年我在巴黎时,曾经与你的祖父交谈甚欢,我们是极好的朋友。”施阿兰的脸马上涨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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