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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图书(1840~1919)

daling 发表于 2019-3-11 14:38: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和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

  清王朝经历了康雍乾盛世以后,逐渐衰落了。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军备废弛,国势显著下降;同时由于土地兼并,致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烈。而此时的西方,特别是英国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走上了寻求殖民地的侵略道路。作为远东的中国,丰富的资源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对象。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屈膝投降而告终,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又经过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一个又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上的深刻变化,自然对文化、学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图书发展史上表现为西洋印刷术的引进和逐步推广使用;资本主义化的出版业的产生,图书形式的变化以及图书新品种——报纸、杂志的出现。

  印刷术最初由我国发明,传到国外后,技术上不断得到改革。在西欧,德国人谷腾堡发明了铅活字和印刷机;1829年法国人谢罗发明了纸型,使欧洲的技术迅速发展,并且随着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又传回到我国。

  最早将铅字印刷术传入我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于嘉庆十二年(1807)来到澳门,传播基督教,尝试中文印刷。到1819年,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的印刷所里印成第一部中文的《新旧约圣经》,这是第一部用西方铅活字印刷的书籍。

  鸦片战争以后,新加坡伦敦教会的教士台约尔将他的“华英书院”迁入香港,铸造中文铅字开局印刷,完成了一千八百四十五个字模。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长老会设“花华圣经书房”于澳门,利用了台约尔的字模,又继续铸造用来印书。这种中文铅字,相当于现在四号字大小,由于制造于香港,故称“香港字”。1845年,花华圣经书房迁往宁波,改名“美华书馆”。后来爱尔兰人姜别利来到中国,首创了电镀中文字模来铸造铅字,发明了将字粒分为七个号码。咸丰十年(1860)又发明了元宝式排字架,将字粒分为常用、备用、罕用,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把中文印铅技术大大推进了一步。但这一时期的印刷技术主要是教会印制宗教宣传品,对我国文化教育意义不大。

  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了《申报》,是我国境内最早的日报。它首先采用手摇印刷机并兼营出版事业。随后设立申昌书局分开经营。它用铅活字排印了许多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称为《申报馆聚珍版丛书》,共有一百六十余种。1884年又以图书集成局的名义,用制造的扁体铅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随后又排印了《二十四史》。这些是早期铅字排印的大部头书。

  与此同时石印技术也传入我国。最初采用石印机的是1876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最早用以印制宗教宣传品。1879年申报馆老板美查组织了“点石斋印务局”,出版《点石斋画报》,翻印古书善本,使石印技术开始成为出版业中的重要力量。1881年我国商人自己成立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两个大规模的石印书局。同文书局初设时即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工五百名,颇具规模。石印事业的发展沿着影印古书和印刷彩色图画两个方向发展。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蜚英馆都影印了许多古书。所用底本相当精良,印刷清晰、装订灵巧、携带便利、价格低廉,因此深受一般读书人的欢迎。彩印图画以鸿文堂五彩书局为最早,其次是光绪八年(1882)中国人自己开设的中西五彩书局,和以后开设的彩文书局、崇文书局。文明书局成立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设彩色石印部,印刷彩色课本、图画和地图等。

  随着西方印刷术的采用,我国的图书制度也出现了变革。初期的铅印书籍形式上仍然模仿雕版书籍的传统形式。其版面构造、格式与雕版书完全一样,栏、界、中缝齐全,双叶单面刷印,甚至装订也还是线装。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产量提高,其形式也出现了变化,西式装订和横排的中文书开始出现。

  西式装订是指平装和精装的书籍装订方法。书籍装订形式的变革,是与印刷所用的纸张有关。原先手工制作的各种软纸产量低、成本高,不能满足图书大量生产的需要。外国新闻纸的传入,书籍开始采用新闻纸、铜版纸等,出现了单页两面印字的书籍,使版式发生了变化,线装已经不合适了。当时除了雕版印刷的书还需线装外,全部改成包背装。所谓精装是用厚纸包上皮或布,烫上金字或印上黑字。而不用厚纸面,只用各种书皮纸印成封面作为包背装,这就是平装。这两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业进一步发达起来。到20世纪初,仅上海就有新式出版企业四十多家。其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的文明书局是规模最大的民族企业。

  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专营印刷,主要以商业用品的名片、广告、簿记、账册为主,故名曰“商务”。1900年以后致力于图书出版。1902年成立编译所开始编制中小学、师范、女校等各类学校教科书,并编辑政治、法律与其他各种参考图书、杂志,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私营书店,并拥有一个设备齐全、技术先进的印刷所。而文明书局也有自己的印刷所,当时以印刷地图、图画著名。1912年以后,中国图书公司并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并入中华书局,进一步扩大了印刷力量,使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

  在书刊印刷现代化同时,雕版印刷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在图书出版业中仍起作用。影响最大的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1864),清政府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为了“教养”民众,防止人民再起反抗而成立了各省官书局。最初曾国藩在南京成立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刊印古代经史方面的书和文集。后又有湖北的崇文书局、湖南的思贤书局、广东的广雅书局等的成立。这些官书局除独自刊印书籍外,还相互合作,如江南、淮南、浙江、湖北等书局曾合作,据“汲古阁”本刊印《二十四史》。进入民国以后,各省官书局陆续停办,它的藏书和版本多数移交新成立的省图书馆收藏。

  总之,我国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是雕版、铅字、石印印刷三者并用,而铅字印刷逐步取得了主要地位,我国的印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近代书刊的兴起与发展

  出版印刷事业的发达和新闻事业的需要,使出版物内容不断丰富,出版物类型不断增多。而杂志、报纸是书籍的衍生品种,在清代前期,我国还没有正式出版过。据记载,直到清嘉庆二十年(1815)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部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一共发行了七卷。其内容主要是有关宗教、新闻时事和西方知识。随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亚的教会发行了以宣传宗教、历史、时事为内容的杂志《特选撮要》四卷。这时的杂志以雕版印刷为主。1828年传教士麦都士在马六甲创办《天下新闻》,以中国新闻、欧洲新闻、科学、历史、宗教等为内容。这是一份接近现代标准的综合性杂志,并采用了铅活字印刷。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的传教士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杂志,刊登宗教、政治、科学、商业等消息和文章。这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一份杂志。通过这些中文杂志,使我国一部分人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对西洋情况有了初步认识。然而,以宣传西方宗教文化为主的这些杂志,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助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重要工具。

  初期的杂志和报纸没有严格的区别。有的杂志载有新闻报导,有的报纸也载有论著或专著。据当时所编的一些日报杂志目录记载,杂志被称为“丛报”或“册报”。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进入我国境内传教和经商,也促进了近代报刊在我国的发展。如咸丰三年(1853)在香港发行了《遐迩贯真》,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发行了《六合丛谈》,以及《香港新闻》、《上海新报》(《北华捷报周刊》的中文版)、《申报》、《新闻报》等。其中《申报》是我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我国境内最早的报纸,在我国影响很大。1876年,又附刊了《民报》作为报纸副刊,1884年又附刊《瀛寰画报》是报纸图画副刊的开始。《小孩月报》是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以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为内容。自此之后至19世纪终,外国人在我国内地出版的杂志还有上海的《益闻录》、《图画新闻》、《东亚时报》、《大同报》和汉口的《益文月报》。

  在外国人在华创办中文报刊的影响刺激下,国内人士开始了自办近代化报刊的活动。其中以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为最早。在内地则以1872年广州创刊的《羊城采新实录》和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主编的《昭文新报》为最早。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它是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兴盛,为宣传各自主张,使我国报业大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北京)、《强学报》(上海)、《时务报》、《湘学报》(长沙)等等,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报刊的发展仍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据梁启超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统计,国内包括港澳先后出版的报刊(即包括存亡)有一百种,其中报纸六十二种,杂志三十八种。从此,报刊作为书籍的一种新品,深入我国社会各阶层的读者中间,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办了不少报纸。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用来揭露清朝腐败统治,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随后在与保皇派和顽固势力论战中,革命知识分子在日本、上海和全国各地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主张,反对保皇党的污蔑,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唤起人民的觉悟。1896年章太炎在杭州创刊《经世报》,同年胡璋在上海创办《苏报》,由于吴稚晖、汪文溥、章士钊等的主笔,成为宣传民族革命的阵地。后因刊登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引发了“苏报案”,成为当时一起重大政治事件。而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国闻汇编》(旬刊)(1897)是维新派的报纸。1904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揭露帝俄侵占东北的罪行。后改名为《警钟日报》,是继《苏报》后的又一份革命报刊。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创办了《民报》作为机关刊,宣传三民主义。而梁启超等创刊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从保皇出发,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论战。

  与此同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杂志也纷纷出现。如1900年由留日学生在横滨创办的《译书汇编》和《开智录》,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名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学说为主。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刺激下,这些论著激发了我国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潮,也创办了不少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国内则有湖北的《楚报》、《湖北日报》、《大江报》,上海的《国民日报》等。

  这个时期,一般的社会、政治和科学刊物也先后出现。如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1896);亚泉书馆的《亚泉杂志》(1900)是我国人士自办最早的一种科学杂志;商务印书馆的《外交报》(1901)、《东方杂志》(1904)。1897年出版的还有《格致新闻》、《工商学报》、《商务报》等。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性杂志,如专刊文艺的《新小说》、《小说林》,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等。

  辛亥革命以后,一时报纸、杂志风起云涌,最多时全国出版的报纸达五百多家,其中北京占五分之一。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许多报纸遭到查禁,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北京仅剩二十多家;上海除了外国人办的外,仅存五家;汉口只存二家。有的被袁世凯收买用来鼓吹复辟帝制,其中以《亚细亚报》最突出。对于袁世凯的阴谋,抨击揭露的著名报纸有北京的《国民公报》、《国风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最终遭到了袁世凯的查禁。这一时期还出版有供一般民众阅读的白话文报刊,几乎遍及每个省,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杂志在此时也十分活跃。以政治为主的主要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独立周报》(1912)、梁启超主编的《庸言》(1912)、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1915)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主张。而这个时期代表着先进思想的刊物要数民国四年(1915)由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和民国七年(1918)由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它是我国最早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在学术方面,有留美学生组织“科学社”在上海创刊的《科学》(1915);同年北京清华学校出版的《清华学报》(分中、英文版);中华学术研究会在日本发刊的《民铎》(1916);在上海发刊的《太平洋》;新教育共进社发刊于上海的《新教育》;中华学艺社创刊于日本的《学艺》和北京大学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等。属于科技方面的有《观象丛报》、《中华医学杂志》、《工程师学会报》、《电界》等。文学杂志有《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如《民权素》、《礼拜六》等。

  三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主要著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打开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东西方文化出现了巨大的碰撞,也引起了社会思想文化的激烈变化和斗争。在这种冲突中涌现了大量著作,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图书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屈膝投降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改革,对外国侵略者积极抵抗,同时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潮,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作有龚自珍的《定盦文集》、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

  1851年广西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1853年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直到1865年失败,其政权存在十多年。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洪秀全在基督教的启发下,在1845~1846年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为太平天国起义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太平天国成立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革命和建国的纲领,涉及了有关土地政策、社会组织和分配等问题,从政治上肯定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具有平均土地和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它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文献。后来洪仁玕发飙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编》,是最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著作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统治集团中掌有实权的官僚开始了洋务运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为代表,企图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封建腐朽统治。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同文馆。同文馆最初的目标是培养外交人才,除开展教学外,也从事翻译书的活动。所涉及的译书主要是国际公法、外交、世界史、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等各个方面。其中出版最早的是丁韪良所译的《国际公法》(1869),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毕利干译的《化学指南》、《化学阐源》在我国化学史上起到一定作用。同文馆到光绪二年(1876)还附设印书处,购有印刷机七部,活字四套以代替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

  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中成立了翻译馆。在成立的四十年中,出书很多。根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译书共一百七十八种。所译之书包括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关于武器和船舶制造学方面的书,另外也有少数医学、外国历史、地理和国际公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一些著名的科学著作有《几何原本》(十卷本)以及侯失勒的《谈天》等。所译书最早的译本有《运规约指》、《开煤要法》等。参加译书的外国人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金楷理,中国人有徐寿、华蘅芳、李凤苞、郑昌桂、赵之益、李善兰等,他们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

  另外,广州的方言馆、福州的水师学堂等也译出了一些书。当时所译的书重点在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社会科学领域仅涉及外国历史、地理和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书。这是与洋务派所推行的政策分不开的。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的失败,把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一大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要求。著名的著作有: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陈炽的《庸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何启与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和汤寿潜的《危言》等。与此同时,光绪十三年外国教会在上海成立广学会,开始翻译出版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关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书籍,如《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动兴盛记》、《七国新学备要》、《时事新论》、《文学与国策》、《自西徂东》等著作,对于我国的思想界有着很大影响,甚至成为以后维新派议论变法的依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国家民族的危机更为严重,进一步引起了我国有识之士积极要求政治改革的激情。主张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开始形成。当时的维新派以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他们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北京、上海成立“强学会”,先后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和《湘学报》开展宣传。作为维新派的理论先驱,康有为著有《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彼德大帝变法考》、《日本变法考》,为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著有《仁学》一书,提出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主张。

  这一时期,另一位维新派人士严复除了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外,还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为改良主义和革命派提出了理论根据。同时还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英国约翰·穆勒的《名学》,法国斯宾塞的《群学肆言》,英国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一些西方社会、政治科学方面的名著,开阔了我国思想界的视野,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策动的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崛起。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兴中会,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奋斗。他们除了创办大量的报纸杂志,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外,还撰写了许多著作,在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同时,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理、方法、手段等。

  在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中,邹容于1902年所著的《革命军》是旗帜最为鲜明的一种。书中激烈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封建统治,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号召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后来发表在《苏报》上,章炳麟曾写了序言。章炳麟后来还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终于爆发“苏报”案,邹容、章炳麟被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然而《革命军》却被更多的人翻印、传诵,几年间发行了一百多万册,鼓舞了更多的志士投身革命。

  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也是风行一时,富有革命煽动力的书籍。《警世钟》以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残暴侵略和清朝实行卖国政策的情况下,已处于被瓜分的地步,呼吁各界警觉起来,共同负起救国的责任。《猛回头》则以唱词的形式写出民族危机和亡国的沉痛,号召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流传很广,尤其在两湖的学堂和新军中流传极广,激起了许多有志青年和新军士兵走向革命。

  这一时期除了有宣传宗教和介绍东西洋学术和论及时政的政史著作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晚清小说被称为中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的文学类,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小说一百二十种。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提出晚清小说至少有一千种左右。翻译外国文学成就大者有著名翻译家林纾(又名林琴南),先后译出有《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女》)、《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魔侠传》(《唐吉诃德传》)、《拊掌录》、《现身说法》、《不如归》、《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世界名著。在小说创作方面还出现了揭露社会黑暗、指摘政治腐败的作品,即所谓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等,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这个时期的图书目录属于介绍译著的,以王韬的纪传体目录——《泰西著述考》(1889)为最早。它介绍了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起到清初来华传教士所著译的书。后来康有为编有《日本书目志》(1896)和梁启超编有《西学书目表》。

  在古籍书目方面,以清张之洞在光绪元年(1875)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编的一本推荐性书目——《书目答问》最为著名。它大体以传统体例,把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外,并将丛书别为一类,选列了二千余种书。历来被看作是读书、治旧学的门径。

  清末,我国出现有著名的四大藏书楼:江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山东杨绍和的“海源阁”、归安陆心源的“宋楼”和钱塘丁丙的“八千卷楼”。这些藏书家还分别编有《海源阁藏书目录》和《楹余书录》、《宋楼藏书志》和《归安陆氏旧藏宋元本书目》、《八千卷楼书目》和《善本书室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等。

  《中华大字典》书页

  辛亥革命以后,除了风起云涌的报纸杂志以外,图书出版得到了更大发展。1912年成立了中华书局,加上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店、中国图书公司等,大量的图书得以出版。出版物中有教科书、翻译书、通俗读物、理论著作等,其中教科书出版量最大。国人著作中,在学术界比较重要的有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以及几部工具书,如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小说方面以包天笑、周瘦鹃翻译的黑幕小说、侦探小说最为风行。1914年徐枕亚创作《玉梨魂》,促成了鸳鸯蝴蝶派的形成。

  另一方面,一些守旧文人、清朝遗老遗少为了维护旧礼教、旧文化,埋头致力于古书刊刻,如《适园丛书》、《嘉业堂丛书》、《守山阁丛书》等。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在提倡民主、科学的热潮中,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阵地。《新青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孔子和儒家学说,发表了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的意见,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18年发表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控诉了皇权专制社会吃人的“仁义道德”,成为当时新文学的革命方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919年1月发表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开始宣传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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