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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图书(1368~1840)

我只爱你 发表于 2019-3-11 14:37: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明清印刷术的改革和发展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我国劳动人民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终于在北宋庆历年间由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胶泥活字印刷术)。继泥活字发明之后,又发明了木活字。而到明清两代,木活字印刷普遍推广了。

  明代,用木活字印书就比较普遍了。清人龚显曾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印书,“风乃大盛”。有书名可考者约一百余种。木活字印刷不但流行于苏州、杭州、南京、福建等沿海地区,而且发展到四川、云南。其中包括藩府、书院和私人都有用活字印书的。内容也很广泛,其中最多的是诗文集。

  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更加普遍。无论官私及坊间,都不断有印本出现。刻印最早而又精的是雍正三年(1725)归安汪亮的《唐眉山诗集》(唐庚撰)十卷。而清朝最大的一次采用木活字印书活动,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帝在修《四库全书》时,下诏刊印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批失传古书。因数量大,刊版耗费财力、人力和时间,主办人金简建议用木活字排印,得乾隆帝批准,故又改名“聚珍版”。金简雇工刻枣木活字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先后共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二千三百多卷。后来金简还把刻印的经验写成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详细说明了木活字的制造和印书的方法程序,是介绍活字版印刷术的重要文献。此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木活字印书更加普遍。据估计,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书约有二千种。

  木活字,是我国古代印刷术中使用最广的一种。在使用木活字印刷过程中我国先后采用了锡活字、铜活字和铅活字印刷。著名的有弘治三年(1490)华燧会通馆所印《宋诸臣奏议》,被认为是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当是锡活字印本。铜活字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最早的铜活字印本,可能是元代印制的《御试策》。铜活字印刷于15世纪末在我国盛行,主要流行于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南京以及浙江和福建的建宁、建阳等地,以无锡的华家和安家最为著名。

  华家于弘治十五年(1502)用铜活字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坚父子还用铜活字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所印书每卷末均有“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字样。

  采用铜活字与华氏同样有名的印书家是桂坡馆的安家。安氏用铜活字印的书可考者有十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唯一用铜活字印的地方志。

  明代铜活字印书中还有福建建阳中最有名的印本为蓝印的“芝城铜版”《墨子》。

  清代的铜活字印书,在康熙年间宫廷曾刻有铜活字,印刷过天文、数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规模最大的是雍正四年(1726)内府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印了六十四部,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可惜这批铜活字,在乾隆年间被熔毁充作铸钱的原料。

  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以二十多年的工夫,花费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的投资,雇人铸造了大小铜字四十多万个用来印书。因林的原籍是福清县尤田人,所以铜字定名为“福田书海”。这批铜活字曾印过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和一部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林春祺还写了一篇《铜板叙》,记录了他刻制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这是我国有关制造金属活字仅有的文献。此外,台湾总兵武隆阿于嘉庆十三年(1808)曾制铜活字,印成《圣谕广训》。

  明清两代遗存至今的铜活字印本尚有二十余种,大部分收藏在今国家图书馆。

  雕版印刷术发展到明清两代,出现了成套版印刷技术。普通雕版印刷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而用套版方法印出来的书,则具有两种或几种颜色。它是在规格完全一样的版面上,分别在不同部位涂上不同的颜色,重复叠印而成,所以叫“套版”,或叫“双印”。这一套技术叫套版印刷术。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本称为“套印本”。初期,多用朱黑两种颜色印刷,这样印出来的书称为“朱墨本”,或叫“双印本”。后来才发展到用四色、五色来套印。根据用色的多少套印的书被称为“四色本”、“五色本”等。

  我国现存最早的明代套印本,是明万历年间在安徽歙县印刷的《闺范》一书。我们今天常见的套印本,绝大部分是由明万历年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所刻。闵、凌两家所刻套印本很多,达一百四十种左右,包括经书、子书、史抄和诗词文集、小说残曲等,内容相当广泛。套印本版式都是周围有板框,中间无行线,便于在天头处作眉批,行格加圈点。

  套印本在清代有所继承。官刻的有清初顺治年间五色本《劝善金科》,康熙年间朱墨本《曲谱》,四色本《御制唐宋文醇》等。民间私坊也有佳作,仅《杜工部诗集》就有道光年间涿州卢坤的六色本和广东叶云庵的五色本等。

  二明清刻书及其版本特点

  明代开始有“内府本”。所谓内府本是宫廷所刻印的图书。它由内府司礼监主持其事,司礼监下设经厂,有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之分。汉经厂专刻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其余两厂分别刊印佛经和道经。故内府本又称“经厂本”。此处刻印图书,虽然多是大字巨册,纸墨刻工也相当精良,但因刻书工作由太监主持,校勘方面不够精确,故不为后世所重。

  在中央沿历代旧制置国子监刻书,由于明初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国子监有南、北两个,故明代有特殊的“南监本”和“北监本”。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徐达攻入元大都北京时,尽收其宋、元雕版,集中于西湖书院。后来全部移交给南京国子监。故明初南监所印图书大多是宋、元旧版,其中《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印书都以南监本为底本,所刻不及南监之多,所印有《十三经》、《二十一史》等。

  官府刻书中还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的刻书,而以苏州府为最多,淮安府次之。另外,很多府、县也刻本地方志。

  明朝还有藩府刻本。这是明朝刻书的一大特点。由于明代分封制度,将皇帝子孙分封为各地藩王。这些藩王有的注重校刻书籍,著名的有宁藩、吉府、赵府、德府、潞藩等。他们刻印的书称为“藩府刻本”。藩府刻书以宁献王朱权和晋庄王朱钟铉最为著名。藩府所刻的书,多以中央赏赐给他们的宋元善本为底本,加上丰富的物质条件和自身学术造诣,故多有佳品。嘉靖年间(1522~1566)晋藩所刻诸总集,万历年间(1573~1620)吉藩所刻诸子书,崇祯年间(1628~1644)益藩所刻诸茶书,都是很有名的,号称藩府三大杰作。

  明代私人刻书上承宋、元风气,没有多大变化。弘治以后私人刻书日益增多。嘉靖以后更为兴盛。著名的有吴县的袁褧的“嘉趣堂”,顾春的“世德堂”,苏州徐时泰的“东雅堂”,晁瑮的“宝文堂”,洪楩的“清平山堂”,叶盛的“菉竹堂”等。他们除刊印古籍外,还翻刻著名的宋、元图书。明代私人刻书能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如前面提到的无锡华家和安家采用铜活字;吴兴凌氏、闵氏的套版印刷等。

  在私人印书方面有一个杰出人物是毛晋。他根据所藏善本校刻了很多书,其中最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以及许多唐、宋人的诗文集等。他所刻书都以他的“汲古阁”为牌记。许多书商都到常熟他那儿贩运他的书。为了印书,他向纸坊定制的纸张俗称“毛边”、“毛泰”。

  书坊刻书事业,明代以福建最盛。其中“勤有堂”、“万卷堂”、“慎独堂”等,均有上百年的历史。杭州、四川在明初也是刻书中心。嘉靖以后到达江南一带。万历、崇祯年间南京、苏州的书坊盛极一时。刻书内容除承前代适应群众学习和日常生活需要外,还自行编辑书籍,特别是类书、读本、小说之类。

  明代的图书刊印事业比以前更加普及了。

  佛教经籍刊印著名的有洪武五年(1372)的《南藏》,永乐八年(1410)的《北藏》和万历十二年(1584)的《续藏》。正统年间(1436~1449)刊印的《道藏》则是现存唯一的道藏版本。明代印书方面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崇祯时期用木活字印行《邸报》,是我国用活字刊印报刊的开端。

  清代的官刻图书,由武英殿负责,所以叫“殿版”。所刊均为“正经”、“正史”和“御撰”、“御批”、“钦定”的书。它以康熙朝版为最精。殿版书中有采用活字印刷的,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套印从顺治年间就开始了。

  私人刻印图书在清朝有不少精品。如徐乾学主持校刊的《通志堂经解》是用手写体上版雕刻的,刻工精致。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林佶书写后上版的。

  乾嘉时的藏书家和校勘家也刊印图书,著名的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等。底本优良,校勘工细,是佳品。

  刊刻丛书是清代刻书的一大特色,除上面谈到的外,有专门搜集一地或一姓著作的《郡邑丛书》和《氏族丛书》,如宋世荦编的《台州丛书》,祝昌泰的《浦城遗书》等等,对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也很有作用。

  清代坊刻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多半转入以售书为业,坊刻逐渐衰落下去。

  明代版图书,在嘉靖以前盛行黑口,字体款式都沿袭元代式样。只有经厂本独具一格,版框宽,界行疏,字大如钱,多有句读,黑口双边。纸墨、刊印都精,字体用赵孟孟頫体,包背线。万历年间因文化上提倡复古,书的风格也为之一变,仿北宋的白口,版式与北宋大体相同,字体也用欧、颜书法,但较板滞,纸张多是上等白棉纸,洁白细润,墨色鲜明。万历以后,黑口又逐渐增多,以后黑、白书口就都常见了。字体方面,发展为方整的字体,渐渐成机械式图案,明末清初演变为横轻直垂,四角斩方的方块字,当时的刻工把它叫“宋体字”,清朝一直沿用。19世纪铅活字印刷兴起后,它又被用来铸造铅字,而成为标准的印刷字体,现存的印刷行业称之为“老宋体”,明代中期线装书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线装书的形式。

  三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藏书与目录

  明代的藏书工作较之过去是较为逊色的,政府对图书只重视收藏,不重视保管,更少有校书活动。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更为明显。

  早在灭元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命令部队注意收集散于各地的图书。灭元以后,将集于大都的宋、金、元三朝旧藏,尽载南京,建立文渊阁、大本堂收藏。洪武三年(1370)三月,明承袭元秘书监制度,使主管内府书籍,初步奠定了明政府藏书体系。明成祖即位后,常到便殿阅览图书,发现国家书库中古籍不全时,便命令选派熟悉典籍的官员,到各地购求典籍,并指示他们,凡遇好书,可高价收购。因此,从民间收集了许多图书。成祖永乐六年(1408)《永乐大典》编成,贮于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随都迁到北京。明仁宗以后,皇帝藏馆续有扩建,有广寒殿、清暑殿、琼花岛、通集库、皇史宬等用以藏书。到宣宗时,秘阁藏书达二万余部,近百万卷。正统年间,杨士奇整理、编成《文渊阁书目》,计当时文渊阁藏书达四万三千二百册。

  《永乐大典》书页

  但以后由于不注重保管,更没有整理,有些图书往往被馆阁官员借没;藏书损失、虫蛀、霉烂也无人过问,以至藏书散失严重。因此,到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对照《文渊阁书目》“十无二三”,所增加的仅是当时文集、地志,而其他唐宋时代的,基本上已没有,损失惨重。

  明代私人藏书非常兴盛。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统计,明代知名藏书家达四百二十七人。明私家藏书首推明室诸藩,如晋庄王、宁献王等都在藩府积累藏书,数量都在万卷以上。除了藩王外,大量的是官僚、重臣,以至士大夫阶层和乡村地主豪绅都有私家藏书。如明初宋濂(1310~1381)藏书数万卷。嘉靖以后,由于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私人藏书楼。

  嘉靖年间建于宁波的“天一阁”,是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他购置了浙江丰氏“万卷楼”的藏书,广泛购抄,罗致海内奇书,注意当时各地出版的地方志和明代文献,藏书达七万卷以上,成为浙东第一藏书家。

  明万历以后,各地私家藏书更为普遍。最为著名的有毛晋的汲古阁和祁承的澹生堂。

  汲古阁是明末毛晋(1599~1659)的藏书楼,位于江苏常熟。毛晋是乡村地主,嗜好图书,遇有好书不惜重金购买。他收书达八万四千多册,构筑汲古阁和目耕楼收藏。毛晋还影钞宋版书,世称“毛钞本”,还曾刻《十三经》、《十七史》等并编成《津逮秘书》等。毛晋的藏书还对外开放,允许别人借阅,当时看书人颇多。

  澹生堂是山阴(浙江绍兴)祁承[火業]的藏书楼。祁承[火業]是明万历进士,历任大官,喜好收藏图书,亲手抄录古今图书千卷之多。澹生堂最终积累了八万卷之多,为防止图书散失,祁承与儿孙亲自编目、插架。他认为聚书是为了读书,他说:“世有勤于聚而俭于读者,即所聚天下书,尤之聚也。”他的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另外,还有一些有名的藏书楼,有赵琦美的“脉空馆”,胡应麟的“二酉山房”,何良俊的“消森阁”等。

  明代私人藏书楼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目录学的进步,出现了一批质量很高的书目。例如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著录图书万卷,按经、史、子、集编排,其所收图书以自己所见、所藏的明代著作为主。在每类明代著作之后,附录《宋史·艺文志》未载的和辽、金、元三代的图书。各书除卷数外,还有作者的简历介绍,是一部查考明代著作的工具书。又如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在子杂、乐府二门中所收的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等著作之多,为明代书目所仅见,其著录图书,常于书名下注明版刻,由此又可考见明代版本的源流。

  清王朝建国以后,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残酷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外,在思想文化上采取更为严密的控制,大兴文字狱,大肆屠戮知识分子,强化和巩固集权专制统治。与此同时,提倡封建理学,举博学鸿儒,网罗明代遗臣,纂辑各种图籍,以加强思想控制。清政府除了接受原明代的国家藏书外,还不断下令征集图书。当时收藏政府文献的有“内阁”、“翰林院”、“国子监”、“皇史宬”等处。康熙二十五年(1686)下令各省征集图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确定编修《四库全书》时,更进一步下诏大肆搜罗。《四库全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编成,抄成复本,分藏七处,即所谓“四库七阁”。

  清代前期私人藏书家比历代都多,承前明遗风,各地藏书家颇不乏人,特别是明末江南各地。据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不完全统计,清代有四百九十七人。著名的有钱谦益、钱曾、朱彝尊、曹溶、阮元、孙星衍、黄丕烈、孙庆增、卢文弨、鲍廷博等。通过他们对图书的搜藏,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

  同时,清代私人藏书家普遍重视利用藏书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有关图书校勘、目录、版本、藏书管理等领域作出了很大贡献。明末清初的常熟人钱曾(1629~1701)筑有“述古堂”、“也是园”藏书,嗜好宋代版本,总结出以版本的行款、刀法和纸墨的颜色等鉴别印本年代的规律,再从祖本、翻刻或原版、修版来确定版本的价值。他的《读书敏求记》的提要,是我国第一部版本目录。乾隆年间的卢文的卢文弨是清代最有名的校勘学家。他以家藏图书,亲手校勘,精审无误。他的校勘成果,后来刻成《群书拾补》一书。他所校的《荀子》、《逸周书》成为后代校勘的范本。苏州人黄丕烈的“百宋一廛”是最负盛名的宋版藏书楼。作为版本学家,他将其版本鉴别记录汇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及续编多种,又刊印《士礼居丛书》,故受到了文化学术界的重视。

  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清代章学诚(1738~1801)。章学诚是嘉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他曾写过不少书。而《史籍考》、《校雠通义》反映了他的目录学见解。《史籍考》已佚。在《校雠通义》中,他提出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他总结了我国历代目录著录内容和方法的经验,特别是在“互见”、“别裁”、“索引”等方面发展了目录著录方法。他对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四明代和清代前期的主要著作

  明清两代,宋元时期的理学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明成祖朱棣编成了《理学大全》,清康熙帝也编成了《理性精义》刊行,以教化人民,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

  明代的主要哲学家是王守仁(1472~1528),即王阳明。他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思想。王守仁的著作由他的门人编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另一位重要哲学家是王夫之(1619~1692),又叫王船山,生长于明清之交,在极其艰苦的流亡生活中,共写成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著作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后编为《船山遗书》。其中重要哲学著作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等。他继承和弘扬了我国二千多年来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各种唯心主义和神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有力的批判,成为明清之际最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时代思潮的哲学代表。他的哲学达到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峰。还有著名的黄宗羲(1610~1695)和他的《明夷待访录》,揭露了君主封建专制的毒害,表现了民主主义的思想。顾炎武(1613~1682)和他的《日知录》,宣传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治学方面的“经世致用”,提倡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

  《日知录》书影

  明清史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除了官修的《元史》、《明史》、《大明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以外,私人著作也颇为兴盛,如章学诚的《湖北通志》、《常德府志》、《和州志》、《永清县志》等地方志名志。同时章学诚又著《文史通义》,对史学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学术史名著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等。学术史的编纂是明清学者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随着乾嘉时期考据学的盛行,在写作上也有反映。钱大昕(1728~1804)的《廿二史考异》,赵翼(1727~1814)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1722~1797)的《十七史商榷》是三部考史名著。

  清代考据学的对象以经书为主,故在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校勘、辑佚等方面颇有成就。如阎若璩(1636~1704)著《古文尚书疏证》,戴震(1723~1777)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1735~1815)的《说文解字注》,王引之(1766~1834)的《经义述闻》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明清两代在文学上表现得最为辉煌的是小说和戏剧,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和不朽的名著。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的杰出创作。作为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它真实地描写了皇权专制社会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书中创造的人物栩栩如生,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历数百年而不衰。

  《三国演义》是一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明代罗贯中著。书中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错综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为题材,创造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形象,是我国第一部讲史小说。

  明代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戏曲。这时期著名的小说有《西游记》、《金瓶梅》、《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杨家将》、《英烈传》和所谓的“三言”、“二拍”,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话本小说,代表了明代小说的辉煌成就。以徐渭《四声猿》为代表的杂剧和以汤显祖“四梦”即《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和《还魂记》(又名《牡丹亭》)为代表的传奇剧目是我国戏剧史上的重要篇章。

  清代的短篇小说有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以妖狐鬼怪的故事,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发泄了他愤世嫉俗的感情。

  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乾隆时期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家曹雪芹的不朽著作。它以一个皇亲贵族家庭的盛衰和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当时社会的全貌。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达到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另外,继《红楼梦》以后的《儒林外史》和《镜花缘》都是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清代戏剧也颇有成就,有著名的洪升(1645~1704)的《长生殿》和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

  明清时期的科技著作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著名的有:

  李时珍像

  《本草纲目》是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1518~1593)所著。书中对前人鉴定的一千五百十八种药物,重新作了精密审查,又增添了三百七十四种新药;并且对药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将药物名称、形态、性质、功能和制作方法都作了详细解释,并绘制成图。它在世界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1562~1633)所著的一部杰出的农业科学著作,是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

  《天工开物》是科学家宋应星(1587~?)编写的,记录了明代中叶以后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状况,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科学史专著。

  《徐霞客游记》是徐弘祖(1587~1641)所著,是我国一部地理学专著,记录了作者二十一年中考察十六省尤其是云、贵、川、广等地理状况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初期康熙帝组织撰写了《数理精蕴》,介绍1685年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洋数学。梅文鼎(1633~1721)的《古今历法通考》,对回历、西洋历作了许多研究。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是一部集我国医学大成,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名著。

  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的书,除了宣传西方基督教义的《圣教实录》以外,还有大量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书籍,如明代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万国舆图》、《人体图说》等。清代前期则有《矿物探原》、《狮子说》、《天文会进》、《坤舆图说》、《眼科解剖》等。

  明清时期还编著了不少大部头的丛书和工具书。这些书的编修是我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对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永乐大典》是明代官修的类书,是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下令解缙主修的一部大型类书。永乐三年(1405)姚广孝、解缙等组织两千多人重新编修,至永乐六年(1408)完成。这部书辑录古书原文照抄,依《洪武正韵》的一百零六个韵目,整部整篇或整段编次。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外目录六十卷,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据不完全统计,辑入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七八千种。由于卷帙过多而未能刊印,到明嘉靖末年重录一副本。后来陆续散失,特别是近代史上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几经洗劫,几乎丧失殆尽。解放后经多方搜集,国内仅存二百十七册,加上国外征集部分复制本,共得七百九十五卷,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继《永乐大典》以后清代官修的又一部类书。初时康熙帝命陈梦雷编纂,名叫《汇编》,成书后未刊印。雍正时又命蒋廷锡等重新增订。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十部,还附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它所辑录的材料也往往是原书整部、整篇或整段地录入,故保存了不少古籍。雍正四年(1726)第一次以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也最完善的一部。国外称为《康熙百科全书》,居世界百科全书之冠。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辑的。全书共收录书三千五百七十八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该书的来源有六条渠道:一是敕撰本,自清初至乾隆钦命编纂的,计一百四十七种;二是内府本,自康熙以来宫廷收藏的,计存书三百二十六部,存目三百六十七部;三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各书,计存书三百八十五种,存目百余种;四是由各省搜求缴进的采进本,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四种;五是私人进献本;六是社会上流行的通行本。经过审阅、整理、删改,收入《全书》。《四库全书》当时没有刻本,只有写本。最初只写了四套,分藏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沈阳)文溯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后又抄三份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即所谓的北四阁和江南三阁。“全书”之外又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由纪昀等编,共二百卷,其著录的书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卷。后又删存目和提要,编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两部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是很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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