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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图书(960~1368)

daling 发表于 2019-3-11 14:37: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宋元刻书的繁荣

  宋元是我国雕版印刷事业的兴盛时代,刻书事业十分发达。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经验,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公元11世纪中叶由毕昇发明的,比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要早四百多年。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发明的是胶泥活字。这是活字印刷的最早方法,它的原理和环节与现代印刷术是相同的。但毕昇的这一发明没有得到推广,当时雕版印刷术仍然是印刷图书的主要方法。

  虽然如此,在毕昇以后,我国劳动人民对活字印刷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元初杨古根据沈括记载,仿用毕昇的方法印过《小学》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十年用“仿宋胶泥板”印成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稍后,元代的王桢发明了木活字。王桢是元代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他在长期的农业研究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知识,写成了极具科学价值的《农书》三十七卷。为了印制这部著作,他亲自设计,花了两年时间请匠人刻制了三万多个木活宇,先付试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印好了一百部《旌德县志》,取得了成功。他特别为此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之后,以介绍这种方便的印书方法。及到明代,木活字印书已是相当普遍,随后,在近代西洋印刷术传入以前,我国还出现过铜活字、锡活字和铅活字印书。

  宋元时代,随着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印本书大量地出现了。

  早在宋朝开国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在开宝四年(971)命张从信等到成都去筹刻《大藏经》。全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一千零七十六部,四百八十函。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才完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刻印佛藏结集,也是第一部刻印的大部头丛书。

  宋元继承了五代刻书的传统,刻书事业仍然循着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发展。

  宋代官家刻印书籍的机构可分为中央和地方。宋初的刻书业为政府所垄断,中央刻书机关主要是国子监,国子监刻印的图书叫监本。宋代的著名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都是由国子监陆续刻印流通全国的。宋代除重视编印新书外,也重视对古代经、史、医书的校刊。太宗时代又命国子监重行校刻《九经》和《四史》,并刻印《说文解字》等书。仁宗时又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医书。神宗时又校刊了《黄帝九章》、《周髀算经》等古算经十种。哲宗时又开印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这样国子监的刻书范围日益扩大。

  除国子监从事刻书以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和校正医书局等中央机构也都刻印书。

  靖康之难后,宋朝南渡。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原存开封国子监书版全遭战争破坏,南宋在杭州新设立的国子监收地方官署刻版和新雕版开始重雕经史。纵贯两宋,宋朝官府刻书在北宋时以中央为多,而到南宋,由于国子监雕版监本薄弱,则以地方为多了。

  南宋的地方官刻机构有公使库。所谓公使库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库内有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用地方政府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总称“公使库本”。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载,宋朝有名的公使库多达十余处,都有刻书。如苏州公使库、吉州公使库、抚州公使库等。抚州公使库刻的《郑注礼记》最为有名,现在还有存本。南宋地方各类官署如茶盐司、漕司、连运司、计台司、提刑司,以及各州学、军学、郡学、县学也都有刻书。宋代的书院也从事刻书,如婺州丽泽书院、杭州西湖书院、建宁府建安书院等便是。

  与南宋同时的金朝的刻书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先后以女真文字刊印《孝经》、《易》、《书》、《论语》及《新唐书》等。另外还有金刻本《赵城藏》是一部有四千三百三十余卷的大部头藏经。

  元代中央的刻书机关有秘书监的兴文署和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及太医院的广惠局或医学提举司。官刻本以兴文署的刻本最为著名,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刻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艺文监掌管儒家经典的蒙文翻译本,但刻书流传很少。太医院刻有医书《圣济总录》等。地方官署刻印的,以十路(相当于专区)分刻的十种“正史”为著名。在元代地方刻书中,书院刻本更有影响,由于各地书院有丰富的学田收入作为刻书经费,主持书院的“山长”大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刻书非常认真,刻本较为精良。杭州西湖书院泰定元年(1340)所刻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刻印精良,字体优美,是元代书院刻本的佳作。

  南宋时,私家刻书很盛。由于刻书人以自己名望为重(因为刻书人名往往刊于书中),对书本能进行精细的校订,或选择优秀的善本作底本进行刻印,故私刻本的质量一般较高。私刻本往往以“某家塾”、“某堂”、“某斋”、“某宅”、“某府”等字样为标记。南宋时著名的私家刻书有赵、韩、陈、岳、廖、余、汪等七家。岳珂相台家塾所刻的《九经》,后世推为善本。廖莹中世彩堂所刻韩愈《昌黎先生集》和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及黄善夫所刻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也都著名于后世。

  元代的私人刻书并不逊于宋代。仅据《书林清话》所记,私刻也有四十多家。岳氏荆书坊刻书是宋元时期图书出版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分布广、影响大,在我国图书发展史上有不小的功绩。所谓坊刻即书坊刻书。书坊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古代称书肆,后来也称作书林、书堂、书棚、书铺或书籍铺、经籍铺和书坊。由书坊刻印的书称为坊刻本、书坊本或书棚本。

  宋代书坊刻书的地点几乎遍及全国。四川的成都,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是三个最大的中心,从北宋到南宋都是如此。北宋初年蜀刻最盛,这是从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北宋后期,浙刻最为精美。南宋时代,闽刻数量居全国之首。除三大中心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区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潮州等地。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刻既有文人学子必需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也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其中的诗歌、小说、评话等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杭州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元代的坊刻比官刻规模更大。元代福建建阳县沿袭宋刻书风气,仍是书坊聚居的地方,刻书最多。而余氏勤有堂、刘氏南涧书堂、刘锦文日新堂等历史都很悠久,现存元代坊刻书多半是这几家的刻本。

  二宋元版图书的特点

  宋元时期是我国雕版印刷术的鼎盛时期,宋版和元版图书由于刻印精良被称为“宋元旧椠”,历来被推重为善本书,尤其宋代刻印的图书是后世书籍艺术的源泉。

  宋代刻印的图书有其独特的风格,从字体上看,北宋早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的欧体。欧体字瘦劲、秀丽、字形略长,转折笔画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的颜体,字形肥胖,雄伟朴厚,间架开阔。南宋后,柳公权的柳体字日趋增多。柳体比颜体略瘦,笔画挺拔有力,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竖重。不同的刻书地区所采用的字体约略不同,其中汴梁和浙本多用欧体,蜀本多用颜体,闽本多用柳体,江西刻本欧体和柳体兼而有之。

  从雕刻板的墨色和刀法上看,宋版图书用墨精良,多色浓如漆,虽着潮湿而无漂迹。宋刻书对刻工刀法要求精致认真,字画一丝不苟,不失原书手笔的神气。它的用纸,纸张光洁坚韧,多属黄白两色,薄者如蝉翼,厚者两面均可印书,其中浙刻本与蜀刻本多用皮纸,闽刻本多用薄如蝉翼的竹纸。宋版图书有“纸香墨润,秀雅古劲”之说,是印本书中上乘之品。

  从版式上看,宋代早期刻书多半是四周单栏,后来逐渐演变为左右双栏,上下单栏,而且上下栏线细,左右栏线粗。宋版书行宽、字疏,白口,单鱼尾,且墨色浓厚。版心处多有刻工姓名和字数。有些宋版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书尾多刻有牌记,间有左右栏外上角刻“书耳”的。宋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每行字数虽然相同,但从横向看,字的间隔排列大都是不整齐的。宋版书的装帧主要是采用蝴蝶装,有少数书是旋风装和经折装。

  宋版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宋代避讳制度泛滥,不但在位皇帝名字要回避,就是皇帝祖上的名字,也必须回避,而且连与他们名字同音的字,也都要回避。这种情况反映在宋版书上,特别是官刻本,就要出现很多讳字。避讳的方式是凡遇当今皇帝名字,以镌刻小字“今上御名”的方式回避之;遇到已祧之庙讳,则多以缺笔方式回避之;个别时候也有以改字方式回避的。

  元朝建立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元代刻本图书,一般制作精良,其质量不逊于宋版图书。元版图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风格。元代刻本的字体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刻书字体多用赵孟頫的字体。元初,刻书字体曾承沿宋金遗风,自从赵孟頫到元政府任职后,其书法在社会上影响颇大。自此,元代刻书,无论官刻私镌,基本都用赵体字,一直影响到明初。其二是用字无讳。元统治者由少数民族而来,其礼制观念甚淡,避讳不严,所以元刻本几乎没有讳字痕迹。其三是多用简字、俗字。元刻本用简字、俗字,坊刻本中较多而官刻、私刻中较少,以小说类书中较多而经史文集中较少。由于元政府以蒙文新字定为通用国字,故对汉字书写刊刻要求并不严格,书坊中为图快、简便,刻工图省,故坊刻本中以“無”作“无”,“龐”作“庞”、“雙”作“双”等的现象极为常见。而建本《古今翰墨大全》及虞氏务本堂的《全相平话五种》所用简体字更多。

  从元版图书的版式上看,元初接近宋版书,字大行疏,疏朗醒目,多白口。元中期发生了变化,为了节省纸张,坊刻本行格渐密,字体变化,由左右双边渐趋四周双边,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版心多作黑口,黑口粗大,双鱼尾,细线也变成了粗大黑线。鱼尾又多是花鱼尾。多有牌记,尤其是私坊刻本,大多有牌记,这有助于版本的审定。

  元版图书装帧乃盛行包背装。元代刻本的纸张多用福建纸,其纸质较为粗糙,有的颜色呈褐色。元代刻书以建阳书坊刻本最多。

  三宋元时期主要著作概览

  从北宋开始,雕版印刷术的全面使用,使图书种类和数量骤增,书籍的流传比以前更为普及,大大促进了这一时代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它同时带来了大批著作的问世。

  两宋时代理学的诞生,是对汉唐以来儒学的新的继承和发展。宋代的理学家很多,他们高举从孟子以来历代儒家所倡导的纲常名教,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

  周敦颐(1017~1073)是宋代理学家中最早的一个。他的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关于无极、太极及阴阳五行的运转、变化等,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种。

  比周敦颐稍后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他们共同创立了一套比较完整有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们的著作被后人合编为《二程全书》。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大理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北宋理学家的成果,对儒家经典中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作了注解和阐述工作(后人辑为《四书集注》),以此来宣扬自己的学说和观点,《四书集注》和他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是他哲学观点的体现。他平时的谈话被学生记录下来,编成了《朱子语类》,是朱熹理学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四书集注》书影

  与他们主张不同的有王安石、陆九渊和陈亮等。

  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1021~1086),为了推行改革,他不迷信儒学经典,大胆指斥孔孟儒学的空疏无用。在任宰相推行新法时,以变法实践为根据,对《诗》、《书》、《周礼》等重新加以解释,亲自主持编定《三经新义》并颁发全国学校,提出了著名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主张。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的著作屡遭毁禁,散失很多,今存仅有《周官新义》辑本,《老子注》和《临川先生文集》。

  陆九渊(1139~1193)是南宋“心学”的创始人。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是他和朱熹之间的一场哲学争论。鹅湖之会是南宋历史学家吕祖谦邀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等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哲学讨论会,本意欲调解朱、陆之间学术上的分歧,不料辩论十天,最后竟不欢而散。实质上,朱、陆之间的哲学没有本质上区别,只是在如何认识先验的理的途径上略为不同而已。他们一个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另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陆九渊的语录、杂著、书信由后人编为《象山先生全集》。

  以南宋进步思想家陈亮(1143~1194)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提倡“实事实功”,认为只有“有权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他批评了朱熹一派理学家面对金兵压境,只会空喊“义理”、“性命”等。陈亮著作有《陈亮集》。

  宋元的文学很发达。在散文方面,欧阳修继唐代古文运动而成为宋代的主将,力革浮靡诡怪的文风;继起的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他们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他们有许多佳作,各有文集行世。宋代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也有许多名篇传世。

  宋代代表性的文学品种还有词。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都填词。柳永则是北宋词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个人。宋代最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婉约清新,把一些寻常习用的语言信手拈来,度入音律,炼句既很精巧又很平淡自然,表情达意能曲尽其妙。而辛弃疾是南宋中叶的一位爱国诗人,他的文才武略,他的豪放慷慨,使他的词唱出了处在民族危难中的英雄人物奋发激越的情怀。

  宋代出现了民间讲演故事的说本,传到现在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等。话本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明代以后章回小说开辟了道路。

  元代杂剧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说唱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歌舞剧。元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关汉卿则是元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一生写过六十多种杂剧,现存十八种,著名的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等。元代还有马致远和他的《汉宫秋》,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纪君祥和他的《赵氏孤儿》等。在钟嗣成《录鬼簿》中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剧作家达七十九人;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著录五百三十五种。元杂剧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

  宋代的史学继承传统也相当发达。其中以《资治通鉴》最为著名。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1019~1086)所著的一部编年史著作。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以帝王为中心,把历史大事都记载在帝王在位的年月中,逐年逐月记下去,表现出治乱兴亡的过程。记述了上起战国,下及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的巨著。其主要目的是供统治者借鉴之用。书中以较多篇幅记述历代的“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也搜集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资料。《资治通鉴》不但因它材料丰富,为其后的历史学家推崇;它所开创的编年史体例,也成为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资治通鉴》书影

  南宋初郑樵(1104~1162)的《通志》和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有关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是“十通”中的两种。《通志》包括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二十略”;《文献通考》以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二十四考”,来叙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其叙事到南宋末年为止,是查考元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专记一州一县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地方志书,到宋代已走向成熟,方志体例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宋代地方志已达七百余部,现仅存三十余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范成大的《吴郡志》,罗愿编的《新安志》,施宿编的《会稽志》等。宋代记全国区域的总志现存五部,其中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

  金石学是宋代史学的一个新园地,欧阳修的《集古录》共十卷,是一部包括上起三代、下迄宋初的钟鼎敦甬碑碣法帖款识的专著,开创了运用大量金石铭刻考辨史籍讹误的先例,从而大大丰富了历史文献的内容。另外,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博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有文有图,对于考订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史籍是极好的资料。

  宋元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著作。著名的《梦溪笔谈》是我国宋代伟大的科学家沈括(1031~1095)所著,共二十六卷,还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该书分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其中自然科学部分,是一部杰出的科技史,它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在工艺方面的贡献,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另外记述建筑方面规则的有《营造法式》等。

  元代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有王桢的《农书》,它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成就。医学方面有北宋末年所编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宋初的《开宝本草》,仁宗时编的《嘉祐補注本草》等。

  宋朝统一中国以后,宋代的学术活动也相当积极,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部各一千卷的大参考书。又编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它们是宋初政府为提倡学术活动而编的“四大类书”。

  宋代官府和寺院除大量刊刻佛藏外,真宗时还由道原编著了一部禅宗史——《景德传灯录》,对其后理学影响很大。它和其他“灯录”后来被编入普济的《五灯会元》中,成为研究佛教禅宗的重要文献。道教经典也有不少,真宗时道士朱益谦、冯德之等校修秘阁道书,并以张君房为主持,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于宋徽宗时刊行,为道藏之祖。以后金、元刊印《道经》均以此为蓝本。

  四宋元的公私藏书与目录

  宋元时期对于藏书非常重视,公、私藏书的兴盛,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

  宋太祖建国之初,很注意收集图书,宋初皇室有书万余卷,到开宝年中由于对五代十国图书的征集,使朝廷藏书增至八万余卷。另外,宋太祖还广泛征集民间藏书,充实官藏。

  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视察“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馆址,见房屋简陋,地方潮湿,仅可遮雨挡风,感到对藏书和学者使用均不利,于是决定建“崇文院”,集中收藏三馆藏书。崇文院分六个书库,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经、史、子、集四库。六库书籍包括正、副本八万卷。后太宗又下诏征集图书,公布缺书目录,收集公私新撰图书和政府出版物充实崇文院馆藏,至建成后十五年,太宗再到秘阁巡看,“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宫失火,殃及崇文院,藏书大多被毁。

  《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藏书,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图书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宗、英宗两朝有图书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一千九百零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这些数字是独立计算的,不是累加的。而靖康之难,书籍损失惨重,“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建立南宋以后,经多方搜集,虽达到四万多卷,但仍只及北宋最盛时的四分之三。宁宗时藏书又增至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多卷。

  宋政府除重视藏书外,还注意图书的校雠和目录的编辑。仁宗时由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唐《开元四部录》,修撰《崇文总目》,至庆历年由王尧臣等编成,共六十六卷。将书分四部四十五卷,每类都写有序,每部书则有提要,共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多卷。原书已亡佚,现行五卷本《崇文总目》是辑自《永乐大典》等书。

  南宋高宗时也积极组织人员整理图书,编修书目。孝宗淳熙五年(1178)陈骙等人仿《崇文书目》编次《中兴馆阁书目》,凡七十卷,又序例一卷,共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多卷。宁宗时,书籍增多,秘书丞张攀等人编修《中兴馆阁续书目》,宁宗嘉定十三年书成,凡三十卷,著录藏书一万四千多卷。两部书目合计近六万余卷,较北宋《崇文总目》所载数量还多。这两部目录后来亡佚,目前所见有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中兴馆阁续书考》可供查找。

  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图书数量大增,私人藏书远超过前代,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和女词人李清照夫妇,穷搜苦访二十年,到赵明诚去世时,虽经战火,尚存金石刻词二千卷和图书二万余卷。叶梦得苦心经营数十年,藏书达十万余卷。另外还有晁公武、王铚、郑樵、尤褒等。

  两宋的私人藏书家还编修了不少私家目录,其中有书名可考的达30余种。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之一,开目录著录版本的先例。另外最受后人称道的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每类有序称为“总论”。每个小类形式上无序,但实际上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提要里,大都叙述了学术源流。书名之后注明作者生平、书籍内容大要。共著录书籍一千九百三十七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全书分五十三类著录,虽无经史子集之名,但仍按四部法分类。在五十三个类目中,仅九类有小序。对每部书除了书名外,还著录卷数、作者姓名、官职、书的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在“解题”中,或记古书的款式和版刻,或说明善本书获得经过;既记载印本,也著录抄本、拓本。共著录图录五万余卷,全面反映出南宋以前的图书情况,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郑樵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我国古典目录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类例”的概念,指出了图书分类的重要性,认为“类例已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失纪”。他创立了三级类目的新分类体系,针对汉唐两代两级类目的分类体系,鉴于宋代图书事业的空前发展,独创新的分类体系,包括十二类、百家、三百七十二种。这种三级分类体系,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著录方法,提出“通录”历代和当代的图书;“记亡”即编次时要记亡佚的书;“求全”即求其全录,不得遗漏。只有这样,目录才能究学术本末,使学者易学,求者易求。在总结历代图书散亡的原因时,指出搜访图书的必要性。在《通志》中系统提出了“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求书八法”被后世藏书家奉为圭臬。郑樵在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后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开了辑佚工作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朝早在1236年就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编集经史。攻下杭州以后,便将南宋的官印书局及各中央机关、江南各郡图籍及书版全部运往北方,使元政府藏书大增,当时藏书处所如奎章阁、崇文院等藏书都很丰富。元代藏书虽丰富,但由于皇室不注意管理藏书,也没有组织校勘整理,故质量不佳,且利用也不够,仅编成宋、辽、金三史,没有再编其他大部头的丛书、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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