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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581~979)

star美国生活 发表于 2019-3-11 14: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隋唐五代图书的搜集与整理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他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隋政权的建立,结束了魏晋以来社会长期动乱的局面。到了唐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图书事业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造纸术的提高,书籍装帧艺术的改进,使我国写本书进入全盛时期。

  隋、唐政府都非常注意对图书的搜集和整理。隋初,隋文帝接受秘书监牛弘(545~610)的建议,下诏征集图书,并规定凡是献书一卷,可以领到一匹绢的赏赐,而且书籍经朝廷抄写校定后,原书还给原主。于是民间不断有人献书,使隋的藏书不断充实起来。公元589年隋灭陈以后,将陈的藏书归为己有,但因其纸墨不精,书写拙劣,故存为古本,同时召集全国善于书法的人到秘书省内补续残缺,分为正本和副本,藏于宫中,其余分藏充实到秘书省的内外三阁。此时,隋政府官藏已达三万余卷。

  公元605年,隋炀帝继位,增加了秘书省的官员,大力进行抄缮、补充工作,规定“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等贮藏。隋炀帝积极推动藏书建设工作,把我国的卷轴书推到了高峰。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东屋藏甲、乙部,西屋藏丙、丁部。佛经、道经刚藏于内道场并单独编目。

  除东都以外,西京长安藏书更多,当时“嘉则殿”藏书达三十七万卷。这是历史上官府藏书的最高记录。

  隋炀帝对西京藏书的整理非常重视,曾令秘书监柳顾言等对嘉则殿藏书进行整理。柳顾言去除了重复、芜杂的,校定后进奏皇帝,得到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收藏于东都洛阳的观文殿。他还编成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隋代藏书盛极一时,但随着战火纷起,隋朝灭亡,其锐意积贮的图书也大量亡散了。

  唐代统治者从立国之初便十分重视对图书的收集。唐贞观二年(628)秘书监魏徵奏请唐太宗李世民诏集学者,校定四部书。由魏徵主持,配备有关校雠人员二十人,缮写一百人。以后又由虞世南、颜师古接任,最后由秘书少监崔行功负责。前后历经太宗、高宗二朝四十七年,其校书规模相当宏大。

  同时,唐代又由魏徵主持了《隋书》的编写。书中的《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堪并称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典范作品。《隋书·经籍志》以《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用唐初政府收藏的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图书进行校对,删去重复,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七类,著录图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卷。如果包括所附的道经、佛经及全部的存、亡图书,则有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隋书·经籍志》在体例上各部类之末都仿《艺文志》写序录,简要地说明诸家源流及其演变。它有总序、大序、小序。总序是目录学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它的主要内容都根据《七录》叙录和隋牛弘的《五厄记》。在书名之下又都有注释,指明作者或标出书籍的亡佚情况。它还继承和发展了荀勖、李充的四分法,并给甲、乙、丙、丁四部正式命名为经、史、子、集。还参考了《七志》、《七录》的类目,区分了小类。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史志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起着创始指导作用,是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和查考中古时代书籍的重要文献。

  唐玄宗开元年间也进行了多次搜集和整校经籍的工作。开元五年(717)玄宗命褚无量整理洛阳乾元殿的书,完成后,将书运往京师丽正殿。又命马怀素在秘书省编撰目录来续王俭的《七志》。经过三年的努力,于开元九年(721)编成了《群书四部录》。本目录共二百卷,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有总序、类序和解题,是我国有名的官修目录之一。随后毋煚在改正了其中一些错误后,又增加了图书六千多卷,编成了《古今书录》。这部目录分经、史、子、集四录,四十五家,著录图书三千六百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收书止于唐开元年间。它的自序是一篇很重要的古典目录学文献。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唐代官藏图书的转折点。公元755~763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都长安以及洛阳几次遭到破坏,使唐代藏书遭到了空前的损失,乃至“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尺简不藏”。虽然,后来唐王朝的继承者力求恢复,肃宗、代宗两朝仍“崇儒术,屡诏募购”,甚至“以千金购书一卷”,但收效不大。文宗时搜访遗文,日令添写,藏书才略有恢复。

  五代十国时期对图书比较重视的是后唐、后周、南唐。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5)曾购募民书,规定献书三百卷的授予官衔。后周世宗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国力日渐充实,有余力征集图书,曾派出儒生三十人从事藏书校理与保管。南唐建都于金陵(南京),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对图书的收集更为重视。南唐早在创建时就收集图书万卷藏于集贤院,后经李后主(李煜)的大力搜集,藏书达六万余卷。

  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五代之后雕版印书盛行起来了,中国图书史进入印本时代。从此,大规模的校书工作就很少了。

  二兴盛的隋唐五代著述

  隋唐五代,特别是隋唐时代民族统一,国家兴盛,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封建文化,各种学术著作不断涌现,使图书的品种、类型、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

  这一时期,文学方面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骈文方面有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的初唐四杰;诗歌方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外还有王维、元稹、刘禹锡、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在散文方面,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诸名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为后世所称道,故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称誉。著名的词人有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诗文集行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清嘉庆十九年(1814)董诰等编《全唐文》,共收唐、五代作家三千余人,文一万八千四百余篇。清康熙时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则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附有唐五代词,作者二千二百余人。

  唐代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品种——传奇小说。传奇文学是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其由“变文”、“俗讲”等民间创作发展起来的评话,为后世章回小说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现存唐代传奇小说、流行较广的有几十篇,大都收入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里,著名的有《古镜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等。

  《太平广记》书影

  文学创造的繁荣,使便于文人学士寻章摘句的类书发展很快。传世的大部头类书,有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的《艺文类聚》,唐初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唐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的《初学记》和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等。

  隋唐时代的史学也有了重大的发展。首先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其次是在史学著作中有了创新。

  隋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下诏禁绝私人编写国史,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专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这是我国史书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变革,从此以后,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王朝的定制。唐初在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和《隋书》等。

  除了官修史书外,唐代还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杜佑撰),以及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撰的《史通》。

  《通典》是一部源于纪传体史书而发展成为经济、政治、礼乐、典章制度的专史。它不但开创了典志书编撰的方法,而且还存有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作为一部通史性的政书,它叙述了各种制度及史事,总是按年代顺序,从上古到唐朝,原本极详细,并且“以类相从”,有条有理,便于查考。其中以《食货典》、《职官典》、《兵典》、《边防典》为最好。

  在《通典》的影响下,宋代郑樵编了《通志》;元代马端临编了《文献通考》,合起来称为“三通”。清代乾隆时官修有《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称“九通”。加上现代刘锦藻编著的《清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是一套有关我国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史通》的主要内容是对史书的义例、源流、编撰体例的评判,以及刘知几自己的修史主张和见解的阐述。刘知几的《史通》又开辟了我国史评的道路。

  隋唐时代地理学方面的著作也有不少。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唐代则有地理学家贾耽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即《元和郡县图志》,由于北宋时失去图后改为郡县志,它以当时四十七节镇为标准,分镇记载府、州、县的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是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总志。另外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以及西域一百多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习俗等情况,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在科学技术方面,天文、历法、算学都有了相当发展,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这是唐代最有价值的三部历法。在医学方面,唐代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方剂的成果,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和调查,写出了集医学大成的《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他首创了复方,并分析妇女、儿童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另外还有王焘的《外台秘要》。在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高宗时由苏敬等编成《唐新本草》。此书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收药物八百四十四种,于显庆四年(659)颁行。

  儒家经典经历了风风雨雨,到唐代已是众说纷纭、章句繁杂。太宗时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编定《五经》定本颁行天下。又命孔颖达等人编注一部统一的释本《五经正义》,实行“统于一尊”的政策,结束了东汉以来儒家各派各持己说的局面。而隋及唐初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针对当时经典旧音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后人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的现象,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著有《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的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在本书的序录中还详述了经学传授源流,对汉魏六朝的经学作了总结。

  隋唐时代,是我国宗教事业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佛教译经达到鼎盛期,道教典籍也大量增加。据《开元释教录》统计,隋代所出经论及传录等共六十四部,三○一卷。唐代译经,以玄奘取经回国后在长安译经活动最为突出。贞观三年(629)玄奘赴西域求法,历经一百一十余国,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携带梵本经典五百二十筴,六百五十部。他先后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从事译经工作,历时十九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大般若经》、《瑜珈师地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据统计唐代译经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隋唐时代中国僧人佛教著述也有增无减。唐释道宣的《广弘明集》是《弘明集》之后第二大部头的中国佛教诗文总集,共收一百三十余人的作品。此外道宣还有《续高僧传》三十卷。佛经目录著名的有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十五卷,唐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还有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一百卷。

  隋唐尊奉道教,道教典籍大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唐代帝王以道教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以老、庄、列、文为“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尽管安史之乱道书毁损不少,但到肃宗上元年间(760~762),政府又收道书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经过缮写,增至七千卷。

  三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印本书的出现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源于捶拓和制造印章技术。

  我们的祖先在石头上镌刻文字,最早见于实物的是战国后期的石鼓,到东汉蔡邕于熹平(172~177)年间奏请镌刻碑文,以订正《六经》的文字。汉代刻石经为后世历代统治者作出了榜样。我国刻石活动的传统自公元2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刻石的传统发展了捶拓技术。将石刻文字转录到纸上的方法称为拓石。

  《隋书·经籍志》记载了隋炀帝藏有汉魏石经的全部拓本,并记载说南朝梁代的藏书目录中也有石经拓本。拓碑是一种极好的复制文字的方法,它不仅解决了抄写的劳苦,而且还可避免抄写错误。不过由于碑刻文字是阴文,捶拓出来的塌本是墨底白字,阅读效果并不理想,然而它却给印刷术发明带来了重要启发。

  制造印章技术我国很早就有了。在战国时代印章就已经常见了。《周礼》中有“玺节”的记载。“玺节”就是印章。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皇帝用的印称为“玺”,普通官私用的才称为“印”。汉时用印封检奏章,故称为印章。秦汉以前多为阴文印章,秦汉以后多为阳文印章。印章的体积很小,一般只刻三四个字的姓名或官衔。由于印章上多为阳文,即反刻的,它印在纸上的是正体的白底黑字,非常清楚。捶拓技术和印章的雕刻方法结合起来,导致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从文献资料上看,应当不晚于唐代中叶。例如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4),元稹为白居易所作的《长庆集序》,就记载当时有印本书的出现。

  在实物方面,首先要提到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它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这部书是一个长约十六尺的卷子,本文由六个印张粘缀而成,前面还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的图,其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字样,其文字图画浑朴凝重,精美异常,其刀法纯熟,墨色匀称,印刷清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今天可见的最早的印本历书是乾符四年(877)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历书残本。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中发现有《陀罗尼经咒》,印本居中部分是梵文,纸端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佛经印刷品。

  《金刚经》书影

  我国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人民日常所需的著作和佛家宣传的经律等。当时这一新的技术还只应用于局部地区(四川和长江下游一带)和局部范围(民间和寺院)内,它最初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知识,而在于准确地复制经文等,因此,印本书也只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及至五代,则逐步由写本阶段过渡到印本阶段了。

  到了五代,民间和佛教的刻书事业更加发展。主要流传于民间和寺院的印刷术,到五代时逐渐进入士大夫阶层,不少贵族文人“自出俸钱”或聚资雇人刻书。私人出资刻书的人首推和凝。和凝是后唐时翰林学士,后晋天福五年(940)出任丞相。他长于短歌、艳曲,有一百卷,自己誊写上板雕印。前蜀昙域和尚在成都雕刻印其师贯休和尚的《禅月集》;后蜀的宰相毋昭裔也令他的门人句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雕版印刷。

  五代时期,印刷技术也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开始了官府刊刻图书的事业。后唐明宗时宰相冯道、李愚奏请刻印儒家经典,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组织专人,以唐《开成石经》为依据,刻九经印板,印《易》、《诗》、《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仪礼》、《周礼》、《礼记》。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开雕,也是官方开始采用雕版印刷书籍的开始。《九经》刻印从后唐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止,经历了四个朝代,花了二十二年才全部完成。这些书是由国子监负责刻印的,即为“监本”。这个制度影响了以后几个朝代,宋代监本就是以五代监本为底本刻印的,宋人称五代监本为“旧监本”或“古京本”。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印书范围由杂书上升到经典,提高了它的地位,因而也更有利于其发展。

  五代刻书现存的很少,仅有敦煌发现的《唐韵》、《切韵》和天福十五年刻的《金刚经》及各种佛像(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宁寺石刻经幢象鼻中发现过吴越王钱俶显德年间刻的《宝篋印经》若干卷,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则发现了开宝年间的刻本,这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刻本。我国雕版印刷到了五代时,书坊刻书、私家刻书和政府刻书都已齐备,为今后刻书事业开创了道路。

  四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的书籍制度

  印刷术被广泛使用以后,促使书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末到宋初,印本书籍逐步代替了写本书,册页书籍逐步代替了卷轴书籍。印本书的形式,是由许多单页累积装订成册的,即所谓册页制度。这种制度仍是现在世界上印刷书籍的普遍形式。

  印刷术被广泛使用以后,促使书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末到宋初,印本书籍逐步代替了写本书,册页书籍逐步代替了卷轴书籍。印本书的形式,是由许多单页累积装订成册的,即所谓册页制度。这种制度仍是现在世界上印刷书籍的普遍形式。

  为了了解这种新制度,我们首先要了解雕版书版面的各个部分,再了解积页成册的方式。

  1.版式方面

  一块版所占的面积称为版面,也叫匡部。版面上有栏线、界行和版心。栏线是指版面四周的黑线,又称“版框”或“边栏”。四周单线印的叫“四周单边”或“单边栏”;四周双线印的叫“四周双边”或“双边栏”。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外粗内细),故又称为“文武边栏”。界行即版面内分行的直线,又叫“边准”。但也有不分界行的称“白文”。版心又称中缝,从版心折叠,就成为一个对折叶的上下面。

  在版心中间距离上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刻有一个像鱼尾似的图形,叫“鱼尾”。有时版心下方与上方对称的地方也刻有鱼尾。只刻有一个鱼尾图形的称为“单鱼尾”,刻有两个的称为“双鱼尾”。鱼尾将版心分为三个部分,其中间部分一般用来题写书名、卷次、页数;上部原是刊刻页数的,后来把中间的书名移此,也有在此刊刻出版者名称的;下面原来是刻印刻工姓名的,后多记出版者名称或丛书总名。

  所谓象鼻是指版心中鱼尾上下到板框之间的那部分。象鼻中印有墨线的称为“黑口”,黑线粗的或全黑的称“粗黑口”(或大黑口),黑线较细的称“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中没有黑线和文字的,则称“白口”。版心中的黑线和鱼尾是折叠书页的标号,因为版刻书是单面印刷的,装订时书页需要折叠。

  在版框两边边栏外的上角,有时有一个小方格,称为“书耳”或“耳子”。书耳上多记书的篇名(小题),相当于现代铅印书直排本的“中缝”,横排本的“书眉”。

  2.书籍的结构方面

  印刷术的发展,改变了古书没有页的历史,一页页装订成册,便成了书。它的结构则指它的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

  书衣,即书的前后封皮。它通常用较硬的有色纸,以便保护书。书签则是书衣上所粘贴的用以题写书名的纸签。由于贴在书衣上,又称“浮签”,以别于卷轴书的“挂签”。同时,在书衣内加一张空白衬纸用来保护书页的叫护页,又称“副页”、“扉页”。在护页之后的第一页即为封面,也就是现在的书名页,也叫“内封面”或“内封大题”。上面题有书名,一般是名家手笔。在书名页的背面刻印上刊行年月、地点和刊行人的姓名、堂号等事项,也有把此内容刻印在序目之后或卷末,这是牌记,又称“刊记”。

  书的内容结构,一般包括正文,它是主体性文字。序、跋是用来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或作者情况等方面的文字。而置于书前的称为序,作者本人写的称“自序”,他人写的称“他序”;置于书后则为跋,也称“后序”,相当于现代书的“前言”和“后记”。另外有凡例,即用来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又称“例言”或“发凡”,一般置于正文之前。目录指本书的目次,是一本书内容标目的汇集,置于正文之前,序文和凡例之后。注释是解释和说明正文的文字,通常采用夹注形式,用小字双行注记在正文之中。卷末是除正文之外附录的文字,一般把较多附文编排在一起,附于书后,即称为“卷末”。

  当印刷书籍最初出现时,印刷装订形式还都模仿卷轴制度,唐末出现的经折装和旋风装也为书籍装订所利用。特别是后世印刷的许多佛经仍采用经折装。然而经折装容易断裂,断裂之后便成为散页,面积恰好为一版。因此在五代和北宋之间就出现了一版一页,以散页装订成册的制度,即册页制度。《五代会要》记载公元953年国子监完成九经的雕印,田敏“进印版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是册页制度的最好证明。我国最早的册页制度是蝴蝶装。所谓蝴蝶装,又称“蝶装”,因书页展开似蝶形而得名,装订方法是先将每一印页,由书口向内对折,即有字的纸面对折起来,与后来的线装对折方式正好相反,然后将每一书页背面的中缝粘连在一张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有时用布或绫锦裱背)作封面,便成一册书,这是早期的册页装订形式。特点是版心向内,单边向外,便于保护书心,边角污损可以裁去,而不影响文字内容。

  蝴蝶装盛行于宋辽时代,而到南宋时出现了包背装,它是把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文字面向外,把版口作为书口,将书页的两边粘在背上,再用纸捻穿订,外加书衣绕背包裹。这种装订方式尽管与蝴蝶装基本相同,但经过书页正折,版心向外,使页页文字相连,便于阅读。到明代又发展成线装书。机械化印刷术传到中国以后,书籍逐渐变为平装和精装书,这是我国册页制度经历的几次变化。

  册页制度是印刷术发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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