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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的图书(前221~280)

刘思琦 发表于 2019-3-11 14:36: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秦始皇焚书——中国图书史上第一次劫难

  战国时,各国君王为了维护封建法令的统一,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于是就有了查禁、焚毁典籍的做法。秦孝公时就曾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举动,目的是反对当时一些引《诗》、《书》旧籍反对变法的朝臣。尽管当时在确立新的封建政治统治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而秦始皇出于政治统治需要的焚书行为,更使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典籍惨遭厄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帝国。为了巩固这个前所未有的集权统一国家,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如制定各种适合封建经济发展的法规,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统一驰道,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等,从而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文化上,秦始皇除了采用战国阴阳家的“始终五德说”来维护秦的法统,使皇权神秘化外,还统一了文字,以秦国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废止以前各国所用文字,颁行《仓颉篇》于天下。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官淳于越主张效法古代,分封诸侯,回复到封建贵族的割据局面。丞相李斯立即反对这种倒退的做法,他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政治措施的不同,皆是因时代发展了,他痛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语皆道古以害今。他认为这样做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和皇权的加强,所以主张禁绝《诗》、《书》、百家语。他建议除了史官所收藏的秦国史记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博士官所藏图书外,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书一律送官府烧毁。令下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的罚充苦役,今后几个人在一起谈论诗书的处死刑,引用古书反对时政的全族处死刑,知情不告发的同罪。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不禁。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诗书、禁私学。除了焚毁大量文化典籍外,还活埋了议论朝政、诽谤政府的儒生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摧毁了春秋特别是战国以来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成果,压抑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焚毁了大量文化典籍,是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大劫难。秦代以后我国许多图书都失传了,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剧。

  二两汉三国时期图书收集和校理的成果

  秦始皇焚书后不到两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战争继续发展,尽管当刘邦攻入咸阳时,萧何尽收秦王朝的律令文书,但项羽在阿房宫的一把大火几乎将留下的典籍焚烧殆尽。

  汉朝建立初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由萧何、张苍、叔孙通等编纂了有关律令、礼仪、历法等方面的官书。然而禁书令依然存在。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正式取消禁书令,使民间藏书成为合法。同时民间的学术文化气氛逐渐浓了起来。民间藏在山洞、墙壁中的书籍开始陆续出现,私人著述也不断问世,书籍也不断增加。

  汉武帝时(前140~前87),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汉书·艺文志·序》载:“汉兴,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设置“太史公”,命天下计簿之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元朔五年(前124)下令,丞相公孙弘设法多方面收集图书,建筑了藏书的馆舍,置抄写图书的官吏,图书不断充实,总数达三万三千零九十卷。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国家的需要,汉武帝把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加强了对思想、文化、教育的控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儒家学说,设置五经博士,以儒家的经典教育人民,使儒家学说成为代表最高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成帝时,又命陈农为使,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书,使汉代藏书极为丰富。但由于古代图书主要书写在简策上,贮藏时间久了自然容易散乱残缺,因此成帝在命人收集图书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校理,由刘向主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

  刘向首先把简册整编好,除去重复,相互补充,确定篇章和它的名目及先后次序,然后校正文字;对没有书名或书名重的,还要命定书名,最后抄写成定本。校定一本书后,再撰写一篇叙录,说明本书撰者的生平事迹,全书内容大意及校对、缮写情况等,奏请成帝过目。刘向又将各书的叙录汇编成书,名为《别录》,这是一部国家藏书的提要汇编。经过二十年时间,刘向终于完成了校书整理工作,一共整理了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向去世后,这一工作由其子刘歆继任。刘歆根据刘向编的叙录汇总起来,编成了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将西汉政府藏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大类),其下又分成若干小类,如六艺略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六略各有大序,三十八个小类各有小序,分别阐述大、小类目的意义和学术源流、派别,叫做“辑略”,置于六略之前,以阐明六略的相互关系和书的用途,成为“六略之总最”。《别录》、《七略》到唐代就亡散了,但它的基本概貌被保留在东汉班固(32~92)所著的《汉书·艺文志》里。

  刘向、刘歆父子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在科学地校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基础上,开拓了我国校雠学和目录学领域,他们所创立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封建时期图书分类的基础,对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图书分类和编目工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两汉的藏书,在王莽末年的战乱中又遭受到一次摧残。正如隋代牛弘所称,是中国图书的“二厄”,即第二次厄运。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时,宫廷尚存少量藏书,经过一番搜集整理,至迁都洛阳时有书二千车。后来又经明帝、章帝几十年的大力搜集,才使国家藏书的石室、兰台得到充实,后又在东观和仁寿阁集藏新书,由校书郎班固、傅毅等掌管编目。

  东汉官府藏书充实以后,沿着西汉的旧例不断派员清理校点图书。据记载,汉明帝时有班固、贾逵等在东观校书。汉安帝时,刘珍、马融等曾校书,蔡伦监典其事。汉顺帝时,伏无忌与黄景曾校书。汉灵帝时,蔡邕等曾在东观、兰台校书。他们的校书活动,都涉及官府藏书的各部类图书,并重新整理出定本,以作为儒生的标准读物。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蔡邕校书的成果之一。但到汉末,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军阀割据,连年战乱,使西汉以来建立的国家图书再遭严重损失。特别是汉献帝初年,董卓奉献帝从洛阳迁都回长安,道途中典章文籍大量流失。隋代牛弘称此为我国图书史上第三次厄运。

  东汉时期私人藏书也相当多。汉惠帝解禁书令后,使民间藏书得以合法,因此,私人藏书极为普遍。刘向校书时曾利用许多由私人藏书提供的本子。而东汉蔡邕有更多的私人藏书,蔡文姬回答曹操说:“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汉书·列女传》),足见其所藏之丰。

  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稳定,图书需求量增大,西汉末年就开始出现“书肆”,出现了图书的买卖。《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27~97)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阅就能诵忆,可见那时已有抄卖图书的店铺了。

  三两汉三国时期的著述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巩固时期。由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力强盛,反映在文化学术方面也十分兴盛。

  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在思想领域里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儒家学派,又有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分,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他的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书中推崇春秋公羊学,阐发“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并杂凑阴阳五行学说,对自然和人事作攀附,建立“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了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的“三纲”、“五常”等说。它对我国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东汉班固等人编的《白虎通义》,综合了当时全部今文学,是今文学的政治学提要。

  古文经学派则对先秦的儒家经典着重训释。《尔雅》、《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派的两部重要著作。《尔雅》实际上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的学者根据有关资料编辑增补而成。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所收一般词语用同义词解释;《释亲》、《释宫》、《释器》以下各篇是关于各种名物的解释,这是一本考证词义与古代名物的重要图书,为《十三经》之一。东汉经学大师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五百四十部,首创部首编排法。以小篆字体为主,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则列为重文。每个字的解释,先说字义,后形体构造和读音,依据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解说文字。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也是世界最早的字书之一。

  史学在两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重要的创造。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中国历史上不朽的大作。司马迁(约前135~?)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汉武帝时他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从公元前104年起,他花了十四年时间,历经千辛万苦,经受了腐刑,终于完成划时代巨著——《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叙述了从上古到汉武帝时三千多年的历史,资料丰富翔实,人物事件生动活泼,文字优美。《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以人物纪传为主,把君主的大政、大事按年代记载辟为“本纪”;其他人物传记为“世家”、“列传”;再以“书”、“表”分别记述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开创了我国史书的纪传体体裁。

  《史记》书影

  东汉时班固(32~92)所撰《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著作。它叙述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它的体例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包括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其中创造了“十志”,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和“艺文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创立《艺文志》,它是班固以《七略》为基础,删节各书的说明,把“辑略”所包括的大序、小序移至各大小类之后,同时增加了《七略》以后三十年间的著作。《艺文志》开创了正史艺文志的先例,记一代藏书之盛,后来史书都有《经籍志》、《艺文志》,使人们得以知道中国文化典籍的丰富,并可以指导人们怎样去翻阅这些分门别类的古书。

  东汉还有一部集体创作的史书《东观汉记》,经过一百多年,几十个人之手编成,共一百四十三卷。《东观汉记》从东汉明帝诏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开始,经安帝诏刘珍、李尤、伏无忌、黄景等参与编著,桓帝元嘉(151~152)时复命边韶、崔寔等,灵帝熹平(172~177)时又命马日磾、蔡邕、杨彪等参与编著完成。《东观汉记》现仅存辑本二十四卷。

  此外,东汉还有赵晔著的《吴越春秋》和袁康著的《越绝书》,专记本地典故,开创了地方志著作的先例,对后来地方志著作及其发展影响极大。

  哲学方面,王充(约27~97)的《论衡》是针对汉代的神学迷信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哲学著作,全书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书中首先否定了天的神秘性,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存在,并不是天意创造的。王充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思想,认为那种“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是没有的。王充在《论衡》中不仅批判了韩非子的一些观点,而且敢于批判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指出了他们许多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荒谬的。他的思想和观点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汉代特别是东汉末三国时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专门设《文苑传》,说明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门职业。

  汉代的文学形式有散文、赋、乐府诗和五言古诗,它们对于后世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大影响。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西汉中期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初期班固的《汉书》,都可称为汉代杰出的散文作品。汉赋是汉代一种长篇韵文,是从楚辞中发展起来的,它讲究技巧,且词藻华丽,著名的汉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等。乐府诗是从汉武帝开始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采集加工出来的。其中来自民间的、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乐府诗是西汉诗歌的最高成就,深受历代读者的喜爱。乐府诗现存四十多首左右,由宋人郭茂倩编集的《乐府诗集》是采集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总集。汉代的“古诗”是在民谣和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五言诗歌形式,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收集在梁朝萧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是它的代表作。

  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魏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这个时期,曹操统一了北方,社会生活较前稳定,而且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支持和他们本身对文学的造诣,使文学创作繁荣起来。建安文学不少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出社会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建安时期的作家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三曹是指曹操(155~220)和他的两个儿子曹植(192~232)、曹丕(187~226),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文学上的造诣,他们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七子是指孔融、王粲、刘桢、阮瑀、须幹、陈琳、应瑒,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另外还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蔡琰(蔡文姬),她有《悲愤诗》、《胡笳十八拍》传世。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建安时期还开创了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论。

  在经济思想方面,有著名的西汉桓宽的《盐铁论》。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有张衡的天文学著作《灵宪》;数学方面有《九章算术》。农业方面有《氾胜之书》。医学方面,西汉有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东汉有医学家“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

  在我国的古典文献中,作为很重要的一个门类的类书,是一种独特的工具书,它对读者查找资料作用很大。曹丕曾下令编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堪称我国类书之祖,可惜已经失传。

  四纸的发明及其在图书史上的影响

  纸的发明是我国图书史上的里程碑。纸的出现,不仅使记录知识、传播知识的工具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品,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西汉,我国就有使用以丝絮制造的薄纸的记载,当时称“赫蹄”。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出土了西汉武帝时期的灞桥纸,这是距今发现的最早的古纸。1974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又出土了由麻筋、绳头和碎布块等物制造的两片西汉麻纸,估计是西汉末宣帝到平帝年间的遗物。

  在考古发现出土西汉古纸的同时,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也出土了东汉时期的纸张,有的上面还残留有文字,这些纸是用麻纤维制造的,纸质细薄、平滑,与灞桥纸相比质量已有很大提高。这一切表明,在这一时期里,一种新的书写材料——纸正在产生和发展中。到东汉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使纸张的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卷一百八《蔡伦传》记载,东汉和帝时,“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在和帝时,从小黄门晋升为中常侍,后又兼任尚方令。在他为官尚方令,掌管宫廷日用品制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各种工人,注意到麻、树皮、废旧织物等的共同属性,从而以它们为原料,制造出了较高质量的纸,使造纸原料来源扩大,客观上对纸张生产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蔡伦又提高了造纸的技术水平。用麻、树皮造纸,要经过复杂的工艺程序,尤其是树皮,需经过剥切、沤烂、蒸煮、舂揭、抄造定型、漂白等工序。蔡伦成功试用了用树皮造纸,并使这种工艺得到推广。“蔡侯纸”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蔡伦对于造纸术的发展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纸的发明与推广使用,使中国古代图书逐步从简帛时代发展为写本时代,扩大了古代图书的规模,并影响了书籍制度的改革。

  蔡伦像

  尽管汉代已经发明了纸,但是纸在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之间并没有完全取代简帛,此间仍为简、帛、纸三者并用时代。用纸作书籍,在东汉已经开始,范晔《后汉书·贾逵传》说汉章帝命贾逵教学生学习《左传》,并给予“简纸经传各一通”,即指给了竹简和纸本的《春秋经》和《左传》各一部。三国时代纸已用于上层社会。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造纸规模的不断扩大,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露出来,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已经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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