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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前770~前221)

狗公子 发表于 2019-3-11 14:35: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春秋战国时期变革对图书的影响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迄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为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随着铁器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奴隶制开始瓦解,在奴隶主阶级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上层的奴隶主贵族已无力统治一切。统治阶级内部的下层和由奴隶主转变成的新兴地主都迫切要求参与政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同时迫切需要获得有关统治的经验和知识,于是学术下于私人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我国上古时代掌管文献的权力在史官手中。“史”常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史”指和有关文字记录有关的官吏。商代的巫和史,负责占卜和保管甲骨卜辞等,到周代史官制度更加完善。周王朝为了治理政治事务,记录朝廷时事,办理王室公文,传达政令,掌管文书、档案,设置了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商、周时代,“史”的地位很高,甚至位列三公,且世守其业,代代相传。他们负责掌管国家的文书、档案,并且以文献教育奴隶主贵族弟子,传授奴隶制统治的经验和知识,以求维持奴隶制度的长治久安。“史”很有学识,老子(李聃)曾为周“守藏之史”,即掌管文献典籍的史官,孔子就曾“问礼于老子”。由于“史”所掌管的文献典籍对于统治阶级的重要性,它被严格保存不得外传,一般平民甚至一些中小奴隶主贵族都无权接触书籍。这就是“学术统一王官”时期。

  周灭商,分封诸侯,历经西周、东周,王室衰弱,宗周只接纳朝聘,无力控制各国诸侯,使各国诸侯得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井田制的发展,私田逐渐出现,使奴隶制开始迅速崩溃。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觉醒了,文化学术得到了发展,专门为各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士”的阶层开始出现。“士”是由没落贵族的知识分子、小私有者上升起来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有政治抱负,积极奔走于列国统治者门下,并渴望从官府收藏的文献典籍中吸取政治学术方面的知识,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文献典籍的流传,为他们提供了学习利用的方便。由于诸侯间不断兼并与战争,造成文献典籍的流散。这种流散,一方面使文献典籍散佚受损,另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文献典籍的流传,从而打破了少数人垄断知识和保存典籍的现象,逐渐形成了“学术下于私人”的局面。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传播知识,私人讲学、私人著述之风逐渐兴起,图书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二孔子删订《六经》和私人著述的繁荣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献学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使他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没落后移居鲁国。宋国是商王的后代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国完备地保留着商周文化。孔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了很多有关礼乐的知识。他做过鲁国的司寇,但由于不能施展其政治抱负而辞退,随后就开始讲学,以自己的思想教育学生,并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孔子自称“有教无类”,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学生先后达三千人,很多出身于士和平民,为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孔子对中国文化史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他对商周文献典籍的整理。为了教育学生,孔子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广泛搜集并进行整理,形成定本作为教材。孔子在整理过程中首先广泛搜集鲁、宋国和周王室的藏书,他还派他的弟子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并数次问礼于老子。他先后整理、删订的著作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称“六经”。秦以后《乐》失传,只剩下五经,称为“五经”。

  孔子编定的“五经”,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各方面。《易经》为古代卜卦用书,其中包含有朴素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书经》又称《尚书》,其内容是上古时代官方的文书、档案,孔子选择了史官所藏的历代典诰,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典籍,原有百篇,秦焚书后,只余二十九篇。《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保存了从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分风、雅、颂三部分,它不仅在文学上很有价值,还是研究周史的珍贵资料。《礼》是孔子为其弟子学习礼制而编成的,其内容是周代长期积累起来的礼制,又称《仪礼》。它与《周礼》即战国时期学者记述周朝官制的著作,以及由西汉儒生戴德、戴圣所著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即《礼记》,合称“三礼”,是考察儒家思想、战国前器物、制度的重要典籍。《乐经》已亡佚。《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记载的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整理而成的一部史书。书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后世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都是解释和补充《春秋》的著作。

  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分散各地宣传他的学说,形成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儒家”学派。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人民的统一思想学说。直到清末,孔子所编的“五经”仍成为各朝代知识界传习的课本。孔子开创私人教育和平民教育以及著述之举,对我国社会文化思想及图书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在私人讲学和著述开始的时候,除了孔子传授他的儒家思想外,还有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稍后墨翟的“墨”家学说。在春秋战国之交形成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儒”、“道”、“墨”三家。

  在私人讲学和著述开始的时候,除了孔子传授他的儒家思想外,还有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稍后墨翟的“墨”家学说。在春秋战国之交形成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儒”、“道”、“墨”三家。

  进入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取代奴隶主贵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治理国家的方法,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方案供统治者采用,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里出现了许多学派,他们广收学徒,著书立说,相互争辩,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且出现了大量私人著述,其中著名的有:

  帛书《道德经》

  道家,由老子(又称老聃)所创。道家的代表著作是《老子》和《庄子》两书。《老子》又名《道德经》,这是一部富有哲学内容的书,是用民间谚语写成的韵文诗,全文五千多字。《老子》的作者尽管认为贵贱、强弱、祸福等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辩证思想,主张“小国寡民”、“清静无为”。

  《庄子》作者是庄周(约前369~前286)。书中用了不少寓言的故事和对话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作为老子的继承人,他进一步发展了老子学说中的道法自然。

  墨家,其创始人是墨子,即墨翟(约前468~前376),代表著作是《墨子》。他主张对所有人都要“兼爱”,反对侧重贵族之间的“仁爱”;主张“非攻”,反对以强凌弱的战争;主张“尚贤”,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是贤才就应重用,反对儒家学说中的等级制度。《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着当时小生产者的愿望。这个学派战国后就分化衰落了。

  儒家,是孔子所创,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名轲(约前372~前289)。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在他的著作《孟子》中,主张实行“王道”和“仁政”。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认识出发,主张对人民施行仁政。孟子还宣扬“性善论”,说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善良本性。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荀子(约前313~前238)是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名况,又称荀卿。传世的有《荀子》,他反对“天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还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思想,认为知识和才能都是通过学习积累起来的,他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他的书中充满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在儒家的早期著作中,还有一部著名的书《论语》。它产生的时期较《孟子》早,是孔子死后由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把他的言行收集起来整理成书的。这是一部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名书,它的重要意义犹如西方人对《圣经》,中国古代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论语》的体裁很像后代的语录,全书二十篇,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另外,还有法家,如商鞅著有《商君书》、韩非著有《韩非子》。兵家,有奉为“兵圣”的孙武和《孙子兵法》,孙膑和《孙膑兵法》。名家,有惠施和公孙龙,公孙龙著有《公孙龙子》。纵横家,有张仪和苏秦,反映他们思想的有《战国策》。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他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等。

  战国时期,除了涌现大量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外,在文学、史学和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不少著作问世。

  在文学方面,以屈原为代表。屈原(前340~前278),出身楚国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他在政治上主张严明法度,富国强兵,联齐抗秦。但因受谗言而遭放逐,在秦攻入楚都郢那一年(前278)的端午,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屈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著名的有《离骚》、《九歌》、《天问》、《招魂》和《九章》等二十多篇,在这些诗篇里,他那眷恋国土的深厚感情,他的政治理想以及和楚国人民在精神上的联系,都得到了强烈的表现,是我国历史上壮烈的爱国主义诗篇。屈原的诗歌吸收了楚国各地的民歌格调,开创了“楚辞”的诗歌体裁。西汉时刘向将屈原及其弟子宋玉等的诗歌汇编成《楚辞》。屈原的作品不仅是我国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它被译成多种文字,为各国人民所传诵。

  史学方面的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春秋左传》外,还有《国语》,以及战国时史官所著的《世本》和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这些史学著作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宝贵文献。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著述。其中著名的有天文学家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测定了许多恒星的位置,并根据观测结果,分别写成了《星经》和《天文》二书,后被合编成《甘石星经》,书中已记明了一百二十个恒星的坐标,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在地理学方面,除了载于《尚书》和《周礼》的《禹贡》、《职方氏》外,还有专著《山海经》,它的内容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也有一些神话。它对于历史、地理、文化、交通、民俗等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其中还有有关矿产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矿物文献。在数学方面,大约成书于战国的《周髀算经》一书,总结了战国以前积累的数学成果,提出了直角三角形各边数量关系的勾股定理,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先进水平。在医学方面,当时的名医扁鹊,著有《难经》一书。还有托名黄帝著作的《黄帝内经》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辉煌灿烂时代,它奠定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这一时期所留传下来的图书,延续和发展了文化的传统,是我国文化的宝藏。

  三书籍的简策和缣帛制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图书定义为:书是一种除了封面和封底外,至少有四十九页的不定期刊物。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书籍是连“页”也没有的。我们今天所称的“册”和“卷”则来自于我国最早正式图书的载体——简策和缣帛。

  所谓简策,是指用竹或木作为书写材料的书籍。具体来说,一根竹片叫“简”,把若干竹片编起来叫“策”,又叫“册”。在《说文解字》中,“册”是象形文字,像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根简容不下许多字,长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编简成策的绳子叫做编,一般用麻绳,也有用皮绳(叫韦,即有孔子读书“韦编三绝”之说佐证)或用丝绳来编连单根的简。一块木板叫“版”,写有文字叫“牍”。如果是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一般不到一百字的短文可写在版牍上,长文章则用简册。版牍主要用于写录物品名目或登录户口,编制地图和通信等,所以古人常用“版图”代表国家的领土,信件则称“尺牍”。

  我国用于书写的工具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简策上的文字是用毛笔蘸墨写上去的。人们在写字时,通常准备一把小刀,一旦写错了,就用刀削去重写,所以历来把修改文章称作“删削”。

  古代的竹木简长短不一。据王国维考证,战国时的简最长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再次八寸;两汉时期的简,最长二尺,其次一尺五寸,再次五寸。用周尺计算,则周简最长者是三尺(按:汉八寸相当于周尺一尺)。长简写经典,短简写传记、杂书,法律则写在三尺长简上,所以古代有“三尺法”。还有一种简呈三棱形,可以竖放,称为“觚”,它读起来方便,是用来做儿童识字书的。

  简上的字数多少不等,少则几个字,多则十几、二十几个字,每简通常只写一行,到汉代木简也有写两三行甚至更多的。

  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有时为了保护书简在开头加两根不写字的简称为“赘简”,这也是后世书籍“护封”之源。当一部书写好以后,以尾简为中轴卷一卷,以便保存。为了避免错乱,同一书的策,常用“帙”或“囊”盛起来。

  简策的使用时期很长。《书经》上就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说。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册”字,说明最迟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之前简策就已有了,后世一直沿用着。它最盛行当是从春秋到东汉末年。自东汉以后逐渐被纸所代替,直到公元四世纪才绝迹。

  古代的简策,历代都有出土。《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破孔子宅,在孔子旧宅墙壁夹层中发现战国时期的竹简古书,有《尚书》、《礼记》、《论语》等。《晋书》中记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战国魏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古书七十五篇,称为“汲冢书”。这些书后被官府收集,整理,其中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都是那时发现留传下来的。

  近几十年来,由于竹木简的不断发现,使我们对古代的简策制度更有所了解。1930年,在甘肃居延发现汉代木简一万多枚,其中一份由七十七根木简编连成简的东汉和帝永元(89~104)年间的兵物簿,出土时原简编缀形式保存完好,这是第一次出土的完整简策,现存于台湾。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发现竹木简五百零四枚。内容是儒家经典《仪礼》,计有《乡饮酒礼》、《丧服》七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木简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其中有《孙子兵法》一百零五枚,和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二百二十二枚。又有《六韬》和《尉缭子》出土,使过去很多人认为这两部书是伪书的说法得到纠正。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地出土一把秦简,共一千一百五十枚,填补了长期以来秦代简版未被发现的空白。

  尽管竹木简价廉易得,制作也很方便,但它笨重,携带不便。相传墨子周游列国时,后面就有三部车子装载图书,惠施则要装五部车子的书。其翻阅难度也大,而且每根简容纳文字有限,编简成策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发生错简,将给读书、藏书带来极大不便,这对图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于是,在简牍盛行时期,又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帛书。

  我国的养蚕缫丝业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相当发达,由于丝织品质地柔软,是很好的书写材料,到春秋战国时期,帛书已是相当流行。墨子书中所说“书之竹帛”,就包括竹简和帛书。在缣帛上著书,可以依照篇幅长短剪裁,然后折叠起来或卷成一卷,因此“卷”便成为一种计算图书数量的单位,一直沿用至今。

  缣帛比简牍有更大的优点,因为它质地轻软,容易书写、舒卷、保藏和使用,这是书籍制度的一个进步。但由于缣帛是当时的贵重物品,产量不多,不可能普及,所以在两种书籍制度中,还是以简策为主。

  由于丝织品本身容易腐烂,难于长久保存,况且帛书不如简牍普遍,因此历史上出土不多。现今所见到的古代帛书,最早的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的一件战国时期的帛画。最重要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共有二十多种,约十万余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

  帛书的形式制度与简策基本相同。帛书是横摊着写的,有整幅和半幅两种,整幅的高约四十八厘米,半幅的约高二十四厘米。丝帛用来书写时,一般都在上面先划上或织上行格,称界格或栏线。黑色的行格叫乌丝栏;红色的界格称朱丝栏。文字写在行格内,每一行格相当于简书的一根单简。马王堆帛书上大多是朱丝栏。整幅帛书行格宽七点八毫米,半幅的行格为二点三毫米。每一行书写六七十字或三十字不等。行长的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短的相当于一尺,与简书的长短正好相配。帛书题记方式与简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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