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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坐”——汉代的监察机构

狗公子 发表于 2019-3-11 14:30: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据史书记载,东汉人王闳,吴郡人,字选公,少为府小吏,慷慨有大节。迁冀州刺史后,冀部民风强悍,地多豪杰,王闳欲厉威,到达盖州,弹治贪黩。闳性廉克,不发私书,不交豪杰宾客,自号“王独坐”。王闳为何如此清高自傲,洁身自好呢?这与他所出任的职务刺史有关。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机器中,专门的监察机构并不是与监察制度同时产生的。监察制度在秦代就有了,而专门的监察机构却是在西汉末年才产生的。在这之前,对官吏的监察由御史大夫及其属官负责的。

  在西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掌是“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其地位在丞相之下,百官之上,成为“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的政务官和监察官。到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脱离了监察系统,其属官御史中丞一跃成为御史台的主要长官。到东汉时期,御史中丞开始辟署办公,称为“御史台”,改变了西汉以来行政监察事务合一的制度,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监察机构。

  御史台除御史中丞以外,还有御史若干人,他们具体负责监察事务,并分曹办公,有令曹、印曹、供曹、尉曹和乘曹。其主要职责是监察朝仪,劾奏朝会中仪态不端的官吏;奉诏命出讨奸猾,惩处叛逆和不法官吏;查禁违制和奢侈,整顿官风;稽查核算财政收支,防止官吏贪污中饱等。御史中丞还有举荐人才、考察官吏、讨捕盗贼、出督军旅、受命将兵之权等,可见其地位尊隆,职权很重。在东汉,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为京师显宦,光武帝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在朝会时设坐”,京师号曰:“三独坐”,真是尊荣无比。

  “三独坐”之一的司隶校尉作为监察官设置,始于西汉武帝时期,是一个独立的监察机关,直辖于皇帝,持有皇帝授予的节杖,以示其特权。司隶校尉也监察京师百官,并纠察三辅、三河(河南、河内和河东)和弘农等七郡。司隶校尉有权纠察三公以下的官员,如汉成帝时,司隶校尉王骏弹劾丞相匡衡“专地盗土以自益”,结果匡衡被废为庶人。司隶校尉还可以奉诏捕杀罪犯,逮捕公卿,即使专权的外戚也在所难免。如桓帝延熹二年(159),司隶校尉张彪奉令带兵包围外戚大将军梁冀府第,梁冀被迫自杀。东汉光武帝也常常告诫皇亲国戚,“且宜敛手”,以躲避“抗直不避强御”的二鲍——司隶校尉鲍永及其都官从事鲍恢。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有些司隶校尉运用职权对宦官大加杀戮,即使为此丢官殉命也在所不惜。桓帝时司隶校尉李膺就曾杀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而张让则面如土色,不敢置一词。灵帝时司隶校尉阳球捕到大宦官王甫父子,用泥土塞其口,活活将他们痛打至死,又把王甫大卸八块,以至太监出门,“皆雀目鼠步”,唯恐遇见阳球。另外司隶校尉也可以参与议决朝政,在朝会时可以晚来早归。由此可见其威权之重,深为百僚敬畏。

  汉代监察机构除了中央的司直、御史台和司隶校尉以外,在地方上还设有刺史。刺是“检核问事之意”。刺史的设置始于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每部(州)设刺史一人,对地方官吏进行监察。刺史作为监察官吏来说,秩卑职尊赏厚。刺史秩禄仅六百石,相当于县令,而他所要监察的郡国守相秩品是二千石,简直不能相提并论。这里面含有皇帝的政治权术,由于刺史秩禄微薄,他们就不太注重身家性命,勇于任事,并且为了尽快升官发财,他们也尽心职守,以便做出成绩,从而得到皇帝提拔。刺史权力很大,由中央直接派出,代表皇帝巡按地方,使命神圣,不受郡国控制和指挥,另设衙门治事,可以直接向皇帝面陈奏事,而郡国守相则无此特权。可谓“秩卑而权之重,官小而命之尊”。刺史每到郡国,即按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可见刺史的主要任务就是监察郡守的日常行政,以及地方豪强的不法行为。凡有违背“六条”的地方官,即按情节予以弹劾和追究,轻者降职,重者撤职甚至杀头。各地郡国大吏莫不知此中利害,对刺史无不优礼有加,唯唯诺诺,甚至以重金相结纳,尊为座上宾。同时刺史还有监视诸侯王的使命,如宣帝时,冀州刺史张敞发现广川王窝藏盗贼,马上发兵包围广川王的宅第,搜出盗赃后,将广川王当场斩杀,并悬其头于王宫门外。对皇亲国戚尚敢如此,何况地方官呢?到东汉,刺史职权更重,监察范围更加扩大,弹劾处分权力加重,并开始染指地方政务,后又有统兵权,最后演化为名副其实的军民兼理的地方长官,刺史已由监察地方的官员演化为行政区划单位。

  总之,汉代的监察机构比较完备,中央监察机构由三大系统组成,即御史台、司直和司隶校尉,三者互不统属,各自为政,使天下百官无不处于严密的监督之下,因此,在打击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势力,惩治不法官吏、澄清吏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两汉时期,曾两度出现盛世局面,这与监察制度的完备和监察官员的尽职有很大关系。但是,在人治的时代,政治的清明,监察制度的运转,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在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由于这时的皇帝多骄奢淫逸,耽于声色,怠于理政,宠信外戚宦官,因此监察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一些监察官员因勇于任事而遭到排斥打击。如西汉元帝、章帝时,司隶校尉诸葛丰为人耿直,刺举无所避,因而被屡屡降职,最后被废为庶人;御史中丞陈咸也因弹劾大宦官石显而遭受迫害;东汉时司隶校尉虞诩“好举刺,无所回容,数以此忤权戚,遂九见谴贵,三遭刑罚”,后因奏劫宦官张防而被捕下狱,险遭杀害。所以,大部分监察官员见到这种现象后,无不袖手,或对贵戚宠臣的不法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或是阿附权贵,取悦当朝,助纣为虐;或是劾小不举大,敷衍塞责,以保全官禄性命。这样的结果,加速了吏治腐败、政治黑暗,皇朝倾覆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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