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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台”——春秋战国的选官

陈颖 发表于 2019-3-11 14:27: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是周王室政治威权分崩离析的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相继出现。周天子的王权衰弱,宗法统治秩序被打乱,礼乐崩坏,不可收拾。西周时代宗法贵族世代垄断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的局面,已经一去难返。并且世卿子弟多数腐败无能,也不能适应大乱时期日益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世卿世禄制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新型的官吏选任制度随之出现。

  早在春秋初期,王室式微,诸侯国之间的争斗就开始白热化,最明显的是诸侯国对霸权的争夺。为争当霸主,首先要富国强兵。于是各大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竞争的焦点在人才,这就迫使争霸的大国相继大刀阔斧地向旧的用人制度即世卿世禄制发起了冲击,并进行选贤任能的尝试。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管仲首先提出了新的用人思想,认为“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官,此三者,致乱之源也”,把矛头指向了世卿世禄制度,认为世卿子弟无功无德无才无能,不能担当国家重任。要想治乱兴邦,必须选贤用能。春秋名臣祁奚向国君举荐人才时“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被广为传颂。虽然春秋时期的这种选贤任能仅把世卿世禄制撕开了一个缺口,但也给腐朽的用官制度注入了新鲜空气,推动了礼贤下士、招贤纳士风气的形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公开废除世卿世禄制打下了基础。

  地主阶级的官吏选任制度是经过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家的变法而逐步实现的。从魏文侯时期李悝的废除爵禄世袭制开始,到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历时一百多年,经过多次反复和流血冲突才得以逐步确立。其一是公开招聘贤才,察其能而授官。战国时期政治军事斗争更趋残酷激烈,各国之间的争斗更趋白热化,其目标是灭其国土,吞其百姓,早已撕下了春秋初期五国争霸时那种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带有极大的功利目的。因此,各国对人才的渴求更为迫切,有贤才则存,无贤才则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封建士大夫阶层日趋壮大,并相当活跃。这些出身贫寒的士人多能博古通今,富有政治才干。许多人凭借自己的才能游说自荐,这种自荐已成为非宗法出身的士人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的捷径,以至在战国时期游说纵横之士遍布天下,其中声名卓著者如荀况、商鞅、张仪、苏秦等。这些人的能量很大,史书上说他们“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这自然引起许多国君的重视。燕国燕昭王时,听从大臣郭隗的建议,高筑“黄金台”(招贤台),“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各国贤士闻讯而至,其中乐毅来到燕国后,马上被委以重任,以后率五国联军连下齐国70余城,东方强齐自此一蹶不振。同时在燕国受重用的还有齐国的邹衍、赵国的剧辛、卫国的屈庸等,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壮观。地处蛮荒的秦国本身教育不发达,人才稀疏,但是“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依靠吸引和重用客卿发展起来。先后为秦所用的客卿有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尉缭、白起等人,这些人都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或外交才能著称于世。秦国之所以能强大起来,最后统一六国,这些客卿发挥了很大作用。

  其二,是公开任免官吏。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吏,都要由国君任命或罢免。其方式是实行印玺和兵符制度。印玺,就是官府的大印,是官员做官的凭证。所谓印玺制度,就是国君以发放和收回官印,来表明对官吏的任用和罢免。没有国君的印玺,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权力和威信,任何官员的权威都得不到承认。如公元前238年,秦国的长信侯嫪毐企图叛乱,就事先伪造国君的印玺征发士兵。兵符制度是国君任命和罢免军官的凭证。兵符又叫“虎符”,一个虎符分左右两半,左边的一半交给带兵的将领,右边的一半留在国君手里。国君要调动军队时将右边的一半交给统帅,去和原来带兵的将领手中的左边一半相吻合,构成一个完整的虎形,方可调动军队。如果没有国君的那右半兵符,任何人都不能调兵遣将。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事实。这样军队的指挥权就牢牢掌握在国君的手里。

  其三,实行新官试用制度。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成器不得不用、不试、不藏”,意思是说,对候选官吏,不经过慎重考察就不能任用,不经过试用就不能授以官职。但是尚未形成制度。到战国时期,各国在选拔官吏时,都进行必要的试用,然后才授予官职。赵国的蔺相如,先是受赵惠文王派遣出使秦国。当他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凯旋而归时,赵王马上正式任命他为上大夫。秦国才华出众的甘罗被秦王发现后,秦王让他临时代理大夫。当甘罗以计谋使赵国国君甘愿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后,秦王正式任命他为“上卿”。这些例子说明,官员的试用制度已经形成。

  在官吏选用上,一些诸侯国还实行军功入仕制度。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连绵不断,为激励将士用命,常采取以功授爵的方法,如晋国的赵鞅在进行军事动员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商鞅在变法中明确提出按军功授爵,并规定斩敌一人,就赐爵一级,给田百亩,宅九亩;想做官的,可做相当于五十石俸禄的官,从而造就了大批军功地主,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世卿世禄制。

  总之,新的选官制度打破了传统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加强了国君的权力,使一大批出身低贱的士人荣登庙堂高位,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官员队伍注入了新生力量,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当然,这时的任官制度依然是杂乱无章,带有主观随意性,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选官制度,这与当时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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