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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方术的发展

刘思琦 发表于 2019-3-11 14:22: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方术在隋、唐时期得到了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方术之士,在方术的许多领域中,出现了大量具有总结性或理论化的方术著作,炼丹术、星占术等都达到其高峰,不少流行于后世的卜筮、命相方术或已出现,或已定型,为方术普及于民间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一隋朝猫蛊之祸

  隋朝仅文帝、炀帝二代,但宫廷权力斗争却分外激烈,巫蛊厌胜方术之事充塞其间,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喜剧,终使隋朝因政局动荡,二传而亡。

  隋文帝建国后,立长子杨勇为太子。但杨勇因失欢于文帝以及皇后独孤氏,而使次子杨广有了可乘之机。杨勇为其弟所逼,又无计可施,只得乞灵于厌胜诅咒之术,希望能重得父母的欢心,保住其太子之位。杨勇召来能占星候气的王辅贤问计,王氏说:“白虹贯东宫门,太白星袭月,都是太子废退之象。”于是,杨勇用铜铁制造的五种兵器作为厌胜物,并在后花园中建造庶人村,屋宇卑陋,布衣草褥,杨勇常常在此寝息,希望以此来厌禳天上太子退位之星象。但这反而成为杨广攻击杨勇的借口,杨勇最终被废为庶人,杨广篡夺了太子之位。

  不久,朝廷中又发生了猫蛊之祸,牵连了不少大臣贵族。猫蛊,也称猫鬼,是巫蛊的一种。其法是杀猫而役使其灵用于诅咒,或用于窃取钱财,或损人魂魄而使人疾病,多见用于女子之间。独孤皇后之弟独孤陀“好左道”,其岳母养有猫鬼。当时独孤皇后与大臣杨素之妻郑氏生病,医生说“此是猫鬼病”,因为独孤陀与皇后有些不和,而郑氏与独孤陀之妻是异母姐妹,所以隋文帝认为是独孤夫妻捣的鬼,就让大臣去审问此事。独孤陀的侍婢阿尼招认其养猫鬼,每每在子日夜半祭祀之,言称“子者鼠也。猫鬼每杀人,所杀之人的财物就会悄悄地转移到养猫鬼的人家来”,并说确实曾经咒使猫鬼到郑氏和皇后之处窃取钱财。阿尼并在审问官员的押解下,于夜半置香粥一盆,咒招猫鬼。不一会儿,阿尼脸色发青,身体好像被什么东西牵曳,说是猫鬼已至。文帝于是赦免独孤陀的死罪,除名为民,其妻斥为尼姑,其他涉案者大都被杀。此后开皇十八年(598)五月,文帝又下诏令将民间“畜养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流放到边远地区”,以扫荡流行于朝野的邪道。

  原本十分猜忌的文帝,此后戒心更重,对朝中大臣,除权臣杨素外,大都怀有忌疑之意。仁寿二年(602)八月,独孤皇后病死。当时宗室诸王因受猜忌,故多在忧闷之余,招方士、道士等前来祈福,却常被人密告是行诅咒而陷于大逆不道之罪。杨广为巩固其权位,结交杨素,设法消灭诸王,而密告者也秉承杨广、杨素之意,朝廷上的公卿百官迫于其淫威而不敢有所辩白。于是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再现于隋朝。仁寿二年十二月,杨广使人做木偶人,上面书写着皇上和汉王(文帝第四子)的名字,缚手钉心,暗中令人埋于华山脚下,让杨素告发是益州总管蜀王杨秀所为。文帝得知大怒,果然废杨秀为庶人。而文帝之弟滕王瓒、其侄卫王集、滕王伦等也先后以厌蛊诅咒之罪或被废、或被杀、或被流放。

  猫蛊之祸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造成朝野人心浮动,政局动荡,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阴险而虚妄的晋王杨广继文帝为皇帝,施行暴政苛法,激起百姓起义,天下大乱,隋朝也随之而世而亡,被唐朝所替代。

  二庾季才与《灵台秘苑》

  庾季才历官南朝梁、西魏、北周、隋朝四代,是以星象术立身扬名,深得帝王信任的大预言家。

  庾氏幼年颖悟,八岁能诵《尚书》,十二岁通《周易》,好占天象。南朝梁时为中书郎,领太史之职,常与颇晓星象历法之学的梁元帝观测、议论星象。一次,元帝与季才说起时政,季才通过天象劝元帝离开临近敌国西魏的江陵(今湖北荆州)城,还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并认为若在江陵长留久住,恐不合天意,而有不测之祸。元帝开始同意他的建议,但因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而作罢。结果江陵果被西魏军攻破,元帝被杀,季才被掳。

  庾季才到西魏不久,西魏被北周取代,季才仍为太史之职,受诏撰成《灵台秘苑》这部重要的星象著作。北周后被隋朝所取代。隋文帝夺得天下后,想要迁都,一天夜里与心腹大臣商议此事。次日一早,季才即向文帝进奏:“臣夜观天象,俯察图记,发现必有迁都之事。……愿陛下顺从天人之心,定迁徙之计。”文帝见此奏章,不禁愕然。文帝于是决定施行迁都计划,并赐给季才绢三百段,马两匹,并进封公爵;又对季才说:“朕自今以后,相信有天道了。”文帝命季才与其子庾质共撰《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一百八十七卷等。季才还受文帝委托,参考周、齐、梁、陈四朝官私所制天文星象盖图,校正各家的大小疏密,依据古代星象家巫咸、石氏、甘氏三家星位,制成一个新的天文盖图。所谓盖图,不是平面图,而是作成一个圆盖,以图周天星宿,北极在中央,回转以观天象。这实际是一种星空模型。史家对此盖图评价甚高,认为其有着很高的精度,是盖图中的“正范”。

  《灵台秘苑》原有一百二十卷,是隋朝以前星象学的汇总。唐朝撰修《隋书》时,其中《天文志》的杂星、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及云气名状的内容,即依此书撰成。此书在宋朝经司天监官员重修,编为十五卷,篇幅仅为原书的十分之一,但内容更为精练。《灵台秘苑》的主要内容:卷一为著名的《步天歌》,并配有图。《步天歌》是一首通俗星象记忆诗歌,据说是隋朝丹元子所撰,但据今人考证当是唐朝初期的作品。《步天歌》是学习天文星象的入门书,就是在今天,人们仍能按《步天歌》的指示识别和记忆天空星区和星宿位置名称,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故历代传之而不废。《步天歌》之后是《占例》,是星占术的基本要领和对隋朝以前繁多的星占著作的精练概括。这当是在宋朝重修时掺入的他人著作。卷二至卷十五介绍了周天星宿及其星占意义和分野说、云气之占、风占、天地占、日月占和各种星占术等。《灵台秘苑》自问世后,一直是历代天文机构的密书之一,与唐朝的《开元占经》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星占学的双璧。

  三《推背图》:中国古代大预言

  在民间流传的预言书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唐朝初年袁天罡、李淳风合著的《推背图》。

  袁、李两人都是隋末唐初之人。袁天罡,成都人,长于相术。仕隋为盐官令,入唐为火山令。袁天罡曾为唐初大臣杜淹、王珪、韦挺三人看相,预言他们的官禄富贵,都一一应验。传说他还曾为小时候的武则天看相,因武母杨氏骗袁天罡说武则天是个男孩,袁惊诧地说:“龙瞳凤颈,极富贵也;若为女,当做天子。”袁天罡著有《相书》七卷、《相书要诀》三卷。李淳风,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因久慕袁天罡之名,故携金远道而来拜于门下。李淳风长于天文星象历算,唐太宗贞观初,历官直太史局、太常博士、太史令等。他著述甚多,有《周髀算经注》、《九章算术注》、《占灯经》、《乙巳占》等。《乙巳占》是一本星占著作,因李淳风推算,上元乙巳之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夜半之时,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是天文历法中最理想的推算起点时刻,故以命书,以见其推算之准确可靠。此书内容详备精练,是一部便于使用的小型星占全书。据《新唐书•方技传》载,唐太宗曾获得一则秘谶,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唐太宗来问李淳风,李淳风回答:“其征兆既已形成,而且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称王,称王后将杀戮唐皇子孙且尽。”唐太宗就说:“我将她找出后杀掉她,如何?”李淳风以“上天之所命,不可去除也”为由加以劝止,于是唐太宗作罢。此“有女武代王”即指武则天称帝之事。

  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还著录有李淳风、袁天罡合著的《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一卷,当是预测运会转移、时代更替的图记,疑即流传下来的《推背图》。《宋史•艺文志》有《推背图》一卷,不著撰人。对此《推背图》,有人认为是后人托名之作,但至少在宋朝初年已经存在。

  相传李淳风从天象得知武后将夺权之事,故一时兴起,开始推算大唐国运,但一发不可收,竟推算到唐以后历朝历代的命运。《推背图》以六十甲子为序,从甲子到癸亥列出六十幅图像,在每个干支下配以六十四卦里的一卦,然后列有四句四言或三言的谶词和四句七言或五言的颂词。此为《推背图》的正文。前五十九图预言唐朝及以后千余年的历代兴亡变革。当李淳风推演至第六十图时,被袁天罡推背制止,以防过分泄露“天机”,故此书第六十幅癸亥图像是两人一前一后同向而行,后者推抚前者之背,颇有幽默趣味,寓意深远,颂词最后两句是“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因此命书为《推背图》。

  据说《推背图》预言惊人准确,所以传者甚众,影响极大,从而引发了一些人应谶词举兵图霸业的野心,也引起了不少宫廷中的篡位争斗。五代时期,人们因《推背图》中有一谶语云“闭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而人心思动。因“闭口张弓左右边”即“弘”字,故吴越王钱鏐将“弘”字用作诸子之名,以期应此谶语。宋太祖赵匡胤之父名“弘殷”,恰与谶语相符,因而此谶语被宋朝统治者利用,作为赵宋兴起的受命之符。为了防止其他野心家利用谶书,赵匡胤即位之初就下诏令禁止谶书。宋人岳珂《桯史》中有一则颇耐寻味的记载:当时民间多藏有《推背图》,故犯禁者众,诛不胜诛。于是赵匡胤采取了以假乱真的办法,除已经应验的内容外,将《推背图》的内容和次序打乱,并掺入伪文,然后将其流传到民间,与原有的藏本一起流行,让人真假莫辨。于是《推背图》就渐为人们所弃。赵匡胤这一招果然很灵,其后世效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听说,《推背图》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它淆惑人心,就添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预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伪自由书》)流传至今的《推背图》的内容正是如此真伪难辨。

  《推背图》第四十二象《推背图》中事后应验的谶语有多条,如第三图“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文亦武”的谶语暗示武则天的姓名,因武则天以“曌”字为自己之名,而此字正是“日月当空”之意。第七图“非白非黑,草头人出”的谶语和“万人头上起英雄”、“可怜巢覆亦成空”的颂词或暗示或直接揭示了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的姓和名。第十八图的谶语“三八之年,始安巩固”,暗示了宋真宗在位二十四年。第二十四图的谶语“二九四八,于斯万年”,暗示出两宋三百二十年(实为三百十九年)的国祚。第三十二图的谶语“八九数尽,日月无光”,则暗示了明朝一共经历十七位皇帝。第三十三图“黄河水清,气顺则治”的谶语,则暗指清朝顺治的统治。而第三十四图的谶语作“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词为“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貌全非”。其中“洪水滔天苗不秀”指洪秀全,“太平时”指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都留长发,故被称作“长发”、“长毛”,其军官身穿红黄衫,制军以上用五彩,所以说“头有发,衣怕白”,“五色章成里外衣”;至于“王杀王”则指太平军攻下南京后,诸王内讧,互相残杀的事,等等。《推背图》由此被后世誉为“千古奇书”。

  虽然历代统治者害怕谶书淆乱人心,多加禁绝,但在民间依然秘密流传,并不断制造出新的谶书。受《推背图》的影响,先后出现了托名姜太公的《乾坤万年歌》、托名诸葛亮的《马前课》、托名李淳风的《藏头诗》和题名为宋朝邵康节的《梅花诗》、题名为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以及《黄蘖禅师诗》等。《推背图》之类的谶书的出现,是基于人类的这样一种心理:人们容易记住那些“应验”的预言,并称作是奇迹,而很快淡忘那些未能言中的预言。而谶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正好适合人类的这一心理活动,从而大受欢迎。于是,历史的巧合和好事者的附会就这样被杂糅在一起,记载在古书中,流传于后代。

  四孙思邈《禁经》

  占卜是为了预知未来,但古人有比预知未来更强烈的要求,即拥有控制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也就是一种积极制住人、物,甚至鬼魅的咒法,称作禁术、禁咒,或称厌胜术等。这种咒术历史悠久,自汉朝以来,善于此道的方士、道士辈出,葛洪的《抱朴子》中就记载了许多禁咒之法。此后,这禁术又与持诵陀罗尼的佛咒糅合,在民间出现以禁术为职业者,称作咒师或咒禁师。《新唐书•百官志》太医署所属即有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民间咒师为宫廷所接受,成为宫廷中的医官。甚至连古代一些科学家对此也深信不疑,如唐朝名医孙思邈就曾郑重其事地写下二卷《禁经》。

  孙思邈

  孙思邈(581~682),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年轻时立志研究医学和长生之术,崇尚老庄,兼通百家之说和佛典,曾长期隐居太白山、终南山、峨眉山修道炼丹,多次拒绝隋文帝、唐太宗、高宗的拜官赐爵,一生精力都花在行医、炼丹上,在医学、药物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被民间尊为“药王”。生平撰有养生、医药学和炼丹学著作多种,大多亡佚,现存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等,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著作。孙思邈将道教方术与中医学相结合,在导引、服气、金丹、服饵、按摩、饮食起居等方面都对养生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传说孙思邈曾救过长安城昆明池龙之命,故龙王赠予龙宫仙方三十首,孙氏把它散入《千金方》各卷之中。这当然是小说家附会之言,但我们也可以从此了解到孙思邈的医术高明。其《禁经》附录于《千金翼方》之后。

  孙思邈认为人若有疾,医方可疗,但那些无形之鬼魅所造成的危险更甚于疾病,而医术对此束手,所以他说汤药、针灸、禁咒、符印、导引是五种疗病救急之术。于是他汇集名方异术,成《禁经》二卷,计二十二篇。其中持禁斋戒法、受禁法、杂受禁法、禁法大例、掌诀法诸篇为总论禁术之法和接受禁术的方法、步骤,以及必须注意的禁忌等;禁鬼客忤气、护身禁法、禁盗贼、咒童子令说鬼姓字诸篇为护身驱鬼和禁咒盗贼不伤害自己的法术等;禁瘟疫时行、禁疟病、禁疮肿、禁喉痹、咒禁产运、禁金疮、禁蛊毒、禁遁注、禁邪病诸篇为禁咒具体疾病之法。这些禁咒之法,今天看来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如“禁漆著人法”,就是当漆弄到皮肤上不能去掉时,即念咒道:“漆,漆箱柜,漆桌椅,为何漆我皮?去去去,不去我用碱杀你。”又如“大总禁文”说:“朝日不良,为物所伤。上告天公,下告地皇。地皇夫人,教我禁疮。仙人持水,玉女持浆。一唾止毒,二唾止疮。三唾以后,平复如常。”这些禁术据说可以包治百病。《禁经》作为中国古代汇总禁咒疗疾之书,对民间禁咒巫术影响不小。

  禁病还是小事,古人认为通过禁术能呼风唤雨、翻江腾火、役使雷霆,能借物而行,禁兽侵人,使万物随心而用,甚至能使刀剑、箭镞停止不动,使人如被绳索绑住般不能活动,就如《西游记》中孙悟空所施的定身法一样。这种禁人术大概与今天的催眠术相似,但古人视为神秘其术,在有关的记载中添入了很多的迷信成分,而变得荒诞可笑了。

  五《开元占经》:星占术之集大成

  古代星象学经长期发展,到唐代时发生了重要的质变,一是星象学内容的扩大,在原先的星占术之外,又产生了与算命术相结合的星命学;二是出现了总结和汇总前朝星象学内容的重要著作《开元占经》等书,使星象学的发展达到顶点。

  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朝万历年间,安徽歙县有个叫程明德的人,意外地在一座古庙的佛像中发现了一部古代奇书,并很快地流传开来。这部书就是唐朝星占术集大成之著作《开元占经》,因此奇遇,此书才免遭失传的厄运。

  《开元占经》的著者是印度裔星象大师瞿昙悉达。悉达祖籍印度,其祖父是婆罗门僧人,其父后迁居中国。悉达与其父、其子和其孙连续四代在唐朝天文机构中任太史令等天文官,这当是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他是当时著名的星象家,以撰成《开元占经》而名垂中国史册。

  《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其中十卷谈物占,其余为星占内容。我国古代星象家有许多流派,各有不同的星官体系、星占方法和解说,撰成大量的星象学著作。瞿昙悉达博学广览,其学不主一家一派,于所见书之有关内容兼收并蓄,分类聚录,保存了许多今已失传的古书内容;大体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恒星位置观测纪录和古代石氏、申氏、巫咸三家星官的原来面貌;甚至还记载了古代印度《九执历》的术文(九执指日月五星和罗睺、计都两颗隐星,星命学所说的十一曜即包括此九执)。此外,书中还有干支、刑德、冲合、杀墓及纳音、纳卦等星命学或命理学的内容,表明了星占术与星命学的结合,在星命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据粗略统计,《开元占经》共引书四百余种,古籍子部之书大都尽有,尤其大量引用纬书及多种未见传世著录之书,而更具价值,成为唐以前星象学著作的渊薮和宝库。唐朝以前的星象学著作大多失传,使此书更显珍贵。

  古代星占术一直用于预测国家、朝廷、帝王及社会、地区的灾变吉凶,是为朝廷、帝王服务的工具,而不关心个人的命运。到了唐朝,人们逐渐将眼光转向了人类自身,星象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星占术逐渐不再如汉朝那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于是古代星占术,经过唐朝《开元占经》的总结和汇集大成,便大致停止了发展,其地位逐渐让给了适合于个人和家庭需要的星命学。所以《开元占经》在宋朝以后就不见著录,到明朝连皇家天文机构中也无收藏。如无程明善的偶然发现,此书将可能不再重现于世。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统治者历来将天文星象之书视为秘籍,收藏于宫廷机构中,不许民间流传和学习,容易造成图书的失传;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时代对星占术的一种冷落态度和星占术的衰落状况。

  六炼丹术的盛衰

  唐朝是炼丹术的鼎盛时期。炼丹不但需要较为丰富的科技知识和设备,还必须有相当雄厚的物力财力作为后盾,因为炼丹时需要大量的金银及各类矿物作原料。当时俗谚也云:无有肥仙人、富道士。到唐朝,因帝王尊崇道教,声称道教教祖老子是其祖先,故而崇尚道教,且历代皇帝大多宠信方士,所以当时自皇帝至贵官、富绅,大都迷信金丹,热衷神仙,追求长生方术者甚多。有了丰厚的财力支持,唐朝炼丹术臻于极盛,用药种类大增,实验技术、丹鼎建造也更为成熟和复杂,涌现出一批以炼丹炼金闻名的炼丹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炼丹用药的种类,晋代几乎全用金石矿物药,如铅、汞、丹砂、金、银、硫磺、雄黄、矾石等,到唐朝已多掺有草木、动物药物,如有白狗胆、白僵蚕、羊脂、鲤鱼眼睛之类的动物药料,也有桑汁、白茅、五茄皮、天门冬之类的植物药料。由于道教各流派不一,加上为了保密,丹经中的药名和配方多使用隐名暗语,写得稀奇古怪,一种药物,常有十数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别名,让外人看了不知所云,不便于方士的使用,也不利于丹经的流传和正确理解,阻碍炼丹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随着炼丹术的大发展,对药名作一个统一的解释就成为必要,作为炼丹术药物手册的《石药尔雅》之类的工具书便应运而生。《石药尔雅》由西蜀方士梅彪所撰,是专释金石药名的专著,收集有炼丹术士常用药物名色一百五十种以上,各种药物的别名均注于该药通名之下,如“汞”下注明其隐名、别名竟有二十一种之多。此书虽以“石药”命名,但所论并不限于金石药,还兼及动、植物药料。《石药尔雅》收录药物名色虽不完全,但对研究炼丹术十分重要。此外,该书还收集了许多“丹方”,当时“有法可营造”的丹药就有太一金丹、太一小还丹、华阳玉浆丹等近百种,收录的服食书目有九十余部,反映了当时丹药配方和历代方书的丰富。

  隋、唐丹方中用药有时多达数十种,如《太清石壁记》载“造大还丹方”共用空青、光明砂等二十七种药物为原料,“黄帝九鼎丹方”用了十七种。这些丹方的药物配伍,明显受到了中医药方剂学的影响。如《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而《参同契五相类秘要》则说:“夫大还丹用铅为主,用水银为君,硫磺为将,雌(黄)为佐,曾青为使。故君臣配合,主将拘伏,使佐宣通。”这完全是照搬使用中医药学“君臣佐使”的理论。

  唐朝炼丹术士很多,最著名的有孙思邈、陈少微、张果等。孙思邈是医学家兼炼丹家,著有外丹著作多种,如《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龙虎通玄诀》、《龙虎乱日篇》、《龙虎篇》、《太清丹经要诀》等,除最后一种外均佚。此外,在其医学巨著《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中尚留有部分丹方。陈少微著有《修伏灵砂妙诀》、《九还金丹妙诀》等,存于《正统道藏》中。张果是内、外丹兼修的道士,外丹著作有《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丹砂诀》等。

  唐朝外丹术大盛,服食丹药的风气也极盛。由于丹药含有毒性,服食者大都中毒而亡。据清朝赵翼《廿二史札记》载,唐朝皇帝死于丹毒的就有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六人,大臣死者难以计数,最著名的有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等。唐朝大文人韩愈曾亲眼目睹了七位朋友因服药中毒而死,因而痛陈丹药之害“杀人不可计”。然而韩愈自己也未能免俗,为金丹药所误。白居易《思旧》诗中就说:“退之(韩愈)服硫磺,一病讫不痊。”这些惨痛的教训,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震动,促使金丹术改变方向,或是转到制药方面,不求长生,只求治病;或是转到炼气养神方面,即转向内丹术。由此,炼丹术逐步败落,外丹术逐渐为内丹术所替代。

  外丹术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在追求“长生不死”的动机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其动机而言,是不科学的,但经过术士们长年累月地选药、配方和烧炼的实践、试验,确已炼出许多能治疗某些疾病和具有延年益寿作用的药物。特别是其在试验各种配方、观察各种药物在烧炼中的化合变化时,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从事化学实验,为中国古代化学开辟了道路。因此,炼丹家们所撰的大批外丹书籍,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化学的原始纪录,其中保存着丰富的古代科技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随着外丹术的衰落,与外丹术相对的内丹术开始兴盛。内丹术是在行气、胎息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内修方法。此术以人身为炉鼎,以体内的精、气、神为药物,以意念导引使之在体内循环烧炼,认为经过一定的方法和步骤,精、气、神将在体内凝结成丹(称圣胎),然后再经沐浴温养,即可飞升。当然,修炼内丹成仙属于无稽之谈,是不可能的事,但内丹术中确有许多现代科学尚无法解释的地方,对于健身去病也确是有效。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气功功法就是从这种行气、导引的内丹术中整理总结出来的。内丹术中的一些科学成分,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继承。

  七风水理论的定型

  风水思想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朝基本定型,其标志为风水著作大量涌现,有理论建树的风水家增多,相关理论十分发达,加上社会上佛、道、儒兼容并济,经济的很大发展,使社会上讲求风水的风气大盛,所谓“古有宅墓之书,世人多洞其事”是也。如唐太宗令吕才删定阴阳之书,吕才所见的风水著作竟多达一百二十多种。当时帝王将相都十分在乎运用风水来择居选墓。如陕西渭河平原北,有一座一基三峰的山,称为梁山。那梁山好似一个仰卧的女子,北峰最高,好似头颅,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呈圆锥形,好似两个高耸的乳房,故当地百姓称作奶头山。唐高宗时,高宗招集方士为他选择葬地,方士们便选中了这座北有高峰遮拦,南有两峰拱卫,左右有群山障拥的梁山。于是唐高宗和女皇帝武则天的墓穴就建在那似头颅的北峰南坡。传说唐玄宗时,风水术士杜生为燕国公张说选择住宅,要张筑屋时“无穿东北”,但张说没有听从,从而将房屋东北方的三个土坎被削,使得“宅气索然”,终于导致张说的三个儿子贬死。诸如此类的风水事件,在唐朝文献中随处可见。

  隋朝以前的风水书,多以五音、五姓等五行生克理论为核心内容,对“生气”说的发挥明显不够。到唐朝,风水术将以往的五行阴阳葬法和相地量墓的生气说葬术相结合,促成了风水理论的突破和大发展,出现了多部有影响的风水著作。专占阳宅的著作在汉朝已经出现,但魏、晋时期盛行葬术,到唐朝时阳宅风水术再次流行,与阴宅术并行,相关著述纷纷传世,如托名黄帝的《黄帝宅经》就是其中最著名者。

  《黄帝宅经》原名《宅经》,因书中提到唐初李淳风、吕才等相宅经书二十九种,故可定此书为初唐以后的作品,是方士“欲神其说”而托名黄帝。此书认为住宅是阴阳之枢纽,阴阳相得,则居安而昌吉,不然则门族衰微。因此,修建宅屋都要选择方位、方向、破土动工时间等,以求阴阳相得。《黄帝宅经》分序、总论、凡修宅次第法(此三部分主要引述前人术书)、阳宅图说、阴宅图说等五部分。这里所说的阴、阳两宅,并不是居宅和坟墓的别称,而是由八卦阴阳方位来确定的,都是指居宅。此书术法是以干支和八卦组成二十四个方位位置,称“廿四向”,按文王八卦方位,自乾到震之东、北方为阳方,自巽到兑之西、南方为阴方,在乾、巽之间划一条阴阳分界线,称“阴阳中分”,对廿四向的阴阳属性作了规定,然后再按阴阳相配的原理,方位占断就能施行了。其中“阳宅更招东方、北方,阴宅更招西方、南方,为重也”,即阳配阳、阴配阴称重,重阴重阳不吉,阴阳相配才为吉。这就是阴阳宅占法的基本原则。书中还对“大地有机说”作了发挥:“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若斯,是事严雅,乃得上吉。”即认为居住环境也像人体一样是个有机体,各部分之间是相互平衡、协调的,只有各部分互相平衡、协调,才算得上是理想环境。这一观点在后世的许多风水著作中常能见到,成为中国风水思想中的闪光点。因此可以说,《黄帝宅经》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术书,它汇集了唐朝以前占宅术法的要领,成为宋朝以后阳宅术书的范本。

  唐朝出现了多位风水大师,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杨筠松。

  杨筠松杨筠松,字叔茂,号救贫,窦州(今广东信宜)人,唐僖宗时为国师。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时,杨筠松将宫廷中秘藏的风水书携带而出,到江西一带传播,弟子众多,形成了风水术中的“江西派”。杨筠松风水理论的要点主要表现在其所撰的《撼龙经》、《疑龙经》、《葬法》等三部著作中,以强调“山龙落脉形势”为主,重视山川形势,创出龙、穴、砂、水四大纲目,开创了后世风水中的“形法派”,影响最为广泛。其“九星说”成为后来《八宅周书》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八星命学的兴起

  术数家认为人的命运常与星宿的位置、运行变化有关,而星命学是把人的生年月日配以天干地支成八字,按星宿运数,附会人事,推算人的命运吉凶的方术。星命学是星占术与算命术相结合的产物,内容错综复杂。以《张果星宗》为例,其基本知识包括以六十甲子纳音法、年上起月法、日上起时法来排定个人的生辰八字,然后按十二辰与二十八宿、州郡分野、五行、太阳太阴行度、星曜行度、神煞位置配合成星图,求出个人的命宫、命度、十二宫、行限等基本数据,以综合分析该人的命运吉凶祸福。因其有一套独特的术语,外行人很难一下子看懂。

  张果,即后世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世传他生于尧时的丙丁年,到唐朝仍活在人世,具有神妙之术,时人视为神人。唐玄宗曾召见他,当场试验其神术,让他喝下三杯毒酒,张果喝完后,醺然若醉,说:“此非好酒。”不一会儿,牙齿全部发黑,他就用铁如意将牙齿全部击落,假寐片刻,牙齿又重新长出,人也没中毒。玄宗于是赐号为通玄先生。张果将星命学传给李憕,其后流传不断,故后世谈星命者,都把张果奉为祖师。后世流传于世的星命学入门必读书《张果星宗》和被称作是星命之书鼻祖的《星命渊源》,都因此而托名为张果的著作。

  中国算命术起源甚早,在汉朝时已出现推命之术,到唐朝形成命理之学,出现了命理大师李虚中。命理学,是按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的干支八字来推算此人一生命运的学问。李虚中(762~813),字常容,魏郡(今河北大名)人,官至殿中侍御史。他于学无所不通,最精通五行书,以人的出生年、月、日所在的日辰干支配五行,看其相生胜衰死之相,来推算此人的寿夭贵贱利害祸福。相传此术“百不失一二”,极为准确。李虚中开创了星命推算之法,为星命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其法还只有年、月、日六字,没有计算时的干支,直至五代末才被改进为用八字推命的人生预测术。张果大致与李虚中为同时而稍早之人,但题名张果所撰的《张果星宗》中已用八字,可知其书显然出自后人的托名。

  中国古代星命学还吸取了西方星象术的概念和方法,如唐朝时期,将经印度传入中国的古巴比伦星象术的黄道十二宫系统,与中国传统的十二辰、分野、二十八宿、十二次相配合,运用于算命星盘上,丰富了中国古代算命手段。

  九敦煌遗宝:《新集周公解梦书》

  中国宋代以前的占梦书现在大多失传,现存于敦煌遗书伯3908和斯5900两个卷子中的《新集周公解梦书》,是现存的宋以前各种梦书中唯一完整的一部。此书二十三章,依所梦之物品分类,大致一类物品为一章,如天文章、地理章、山林草木章、饭食章、佛道音乐章、衣服章、畜禽兽章等。文字简洁明了,如天文章云“梦见上天者生贵子,梦见天明者合大吉,梦见看天者主长命,梦天帝释者大吉”之类。此书在思想上具有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特点,从其内容分析,它大约成书于唐朝,而作者则无从推断。

  在《新集周公解梦书》中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还记载有“厌禳恶梦”的符咒。据说,凡夜里得恶梦者,早上起来后不要跟别人说,虔敬其心,用墨笔书写此符压在床脚下别让他人知道,默念咒语:“赤赤阳阳,日出东方。此符断梦,辟除不祥。读之三遍,百鬼潜藏,急急如律令。夫恶梦姓云名行鬼,恶想姓贾名自直,吾知汝识汝字,远吾千里,急急如律令,敕。”于是恶梦即不验,而百害不生。梦占中的祈禳活动,可以上溯到史前社会。商代时,商王认为恶梦是鬼魂作祟,必用各种祭祀去禳除。《周礼•春官》记载,每年年终,占梦官要为周王举行祈祷吉梦和禳除恶梦的大型神道活动。汉代禳除恶梦和其他厉鬼的仪式名“大傩”,非常热闹,由人扮演神兽舞蹈,其意是让神兽把来年的恶梦都吃掉,没有恶梦,自然也就没有了灾难。后来受佛教、道教的影响,禳梦活动带上了宗教色彩。佛教是求助于佛、菩萨,如每晚睡前念七遍“吉梦咒”,菩萨就会保佑其梦必吉;如念“求梦咒”和“金轮咒”,就可以根据心愿选择所梦见的对象;恶梦也有咒语可以禳除。道教是求助于各路神仙,也有“恶梦祝”、“吉梦祝”,还有“太帝避梦神咒”,可以驱除“七魄游尸”和防止“外鬼入宅”。《新集周公解梦书》中的“厌禳恶梦”咒,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此类符咒的出现,标志着梦占术开始从宫廷上层社会走入民间。不管是谁,做了恶梦总是不愉快的。对民间百姓来说,与宫廷的祈禳恶梦活动如汉代“大傩”繁复而严谨的神道仪式相比,此类简简单单、明白易记的禳梦咒语真是太方便了,随时随地可行,因而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现代民间还到处流行着这样四句口诀:“夜梦不祥,写在西墙,太阳一照,化为吉祥。”不管是否迷信梦占,这口诀总能带来一种心理安慰和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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