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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梓 穷人的孩子

hoei 发表于 2019-3-9 22:18: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曾宪梓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那些不堪潦倒,而满怀希望地从梅州踏上破旧的帆船出海寻求机会的客家男子。

  曾祖父、祖父的闯荡南洋不能说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毕竟带回了银钱,带回了希望,并在重返家乡后建造起了属于曾家的祖屋。后来,祖父出走后筋疲力尽的工作所得的结果只是孤零零地客死他乡。

  家境的凄惨使得身为长子的曾荣发,也就是曾宪梓的父亲,不得不在年少时便挑起家庭的重担。年少气盛的曾荣发不甘心就这样困守在一个地方,他终于也走上了父辈的道路——去南洋。

  几年以后,极度贫困的曾家总算有了一丝令人振奋的希望。兄弟俩的事业有了不错的起色,他们已经能够定居在泰国,一边做些小买卖,一边经营两间小百货公司。

  1927年,曾荣发走之前便已成为曾家童养媳的蓝优妹,即曾宪梓的母亲,只身赶赴泰国与曾荣发完了婚。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曾宪梓的哥哥曾宪概。

  1934年2月2日,曾宪梓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

  不久,他父亲因过度的劳累而染上了恶疾,以至于在1938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让死神夺去了他年仅35岁的年轻生命,让他的妻儿从此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支柱。

  他是死在故乡梅州的,而在返回家乡之前,他将自己在泰国的两间百货铺以两千块银元的代价交给了他弟弟曾桃发。这两千块银元是欠票,而这张欠票也是他留给妻子蓝优妹的最后的希望。

  年仅32岁的母亲,带着九岁的宪概、四岁的宪梓,半饥半饱地过着他们含辛茹苦的岁月。

  小宪梓渐渐长大了,七八岁的他长得很结实,像个小老虎,而他也颇具一些“行侠仗义”的气慨。

  有一天傍晚,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有个大男孩子乘机欺负年龄小的孩子,小宪梓打抱不平,与大男孩由吵而打大干了一场,因为气愤,他忘掉了“不准打架”的家规。

  当母亲知道不听话的儿子又打架了,而且惹得家长竟然都找上了门来时,又累又急又气的她马上心头火起,随手抄起一根粗大的竹棍,劈头盖脑地对准儿子打过来。

  虽然她明知这样对儿子不公平,可她管教儿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她从不袒护自己的儿子。

  在家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母亲不忘父亲临死时希望儿子读书求学的愿望,拚着命再苦再累她也要让儿子读书。要供儿子读书,善良的母亲只有咬紧牙关,开始加重自己的劳动量,她没日没夜地干活,一点一滴地节省口粮。终于有一天,她挑着一担装有米和菜的担子,领着自己的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硬着头皮走进全村惟一的一所小学,为她的儿子求得一个上学读书的机会。

  挣扎了几年的母亲终于有盼头了,她的辛劳和勤奋并没有白白付出,她的两个儿子从小便十分懂事,从小便有了独立的意识,从小便有了对人生、对社会更深的思考。而母亲所具有的许多优秀的品质更是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中深刻地影响着儿子们的成长。

  小宪梓继承了母亲的勤奋,他每天一亮就早早起床,然后跑去学校给梁先生烧火煮饭、洗衣洗菜。就算是放假,懂事的小宪梓也仍旧跑去为先生做这些事,所以梁先生也就特别地喜爱这个弟子。而在师生二人密切的交往中,小宪梓从先生身上学到了不少的学问和许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

  1940年泰国沦陷之后,家业兴旺的叔父曾桃发带着一家大小为躲避战乱,从泰国返回家乡梅县暂住。

  当母亲满怀希望地去找叔父并拿出那张欠票时,叔父却平静地告诉母亲说,那笔钱早已不存在了,因为当年父亲看病吃药已经花光了。

  心力交瘁的母亲听到这几句话,再也无法支撑,失望、伤心、愤怒……各种复杂的感情一起涌上心头,一种柔弱无助的感觉顿时压倒了那多年来不得不强装的坚强……

  备受打击的母亲在签订分家契约时一直木然无语,只是很麻木地随叔公们的摆布。而分家的结果是:小宪梓一家所得的惟一财产是一头水牛,除此之外曾家其他的财产,小宪梓他们不再拥有。1945年,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仅16岁的哥哥也走出去了——跟着叔父他们一家去了泰国。这时,小宪梓也终于读完了小学的课程。为了分担母亲的重担,不到12岁的小宪梓只有开始放牛砍柴、下地耕田,而无法再去做快乐的学生了,他得开始学着做地地道道的农民。

  祖祖辈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客家人喜欢上山砍竹子编织竹器,小宪梓于是也默默地跟着人家学,他总是在人家编的时候不言不语地蹲在旁边看,然后回家自己做,居然也做得很漂亮。

  他不仅学做竹器,还学着自织鱼网,并且到村里的池塘去捉鱼虾,所有吃不完的小鱼小虾,还可以腌制成咸菜,在青黄不接的日子,这便是上等佳肴。

  不久后,梅县解放了。而小宪梓在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下,终于又背上书包,继续他的读书生涯。这一次,他进的是梅县的水白中学。不久,整整努力学习了一个夏天的曾宪梓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梅县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因为优异的成绩,也因为与众不同的气质,曾宪梓一入东山中学就被选为班主席。而当了小领导的他,的确也不负众望,显示了他优秀的管理才能和组织才能。

  虽然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曾宪梓总显得比一般同龄人要成熟,但他毕竟还年轻,所以也就必然会有一些“壮举”的。

  曾宪梓和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自认为成绩好,才华横溢,而且除了曾宪梓外,其他几个同学的家庭环境都相当不错,于是他们相约去广州参加高中考试,渴望能在广州就读高中。

  他们到了广州以后,才知道没有广州户口,根本不能报考。情急之下,他们赶紧打电话回梅县报名参加统一的高中升学考试。

  等到曾宪梓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东山中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第二天的早上就要开始考试,而曾宪梓他们还不知道考场在哪里。特别是他们从广州赶回来的时候,一身泥、一身汗的小伙子们就跳进学校门口的小溪里冲凉,以至于到了晚上曾宪梓就感冒了,不仅头晕脑胀而且还发起高烧来。

  第二天,全身乏力的曾宪梓稀里糊涂地跟着同伴们一起去考试。他以很快的速度做完试卷上的考题之后,就去找校医打一针退烧针,这样才感觉到轻松,接下来的考试就容易对付了。

  而考试的最后结果竟然是他得了第四。他又成功地考回了母校东山中学。

  东山中学虽然是梅县最好的中学,但是学校的教室还是比较狭小和残旧,而且在房屋结构的设计方面也不太科学。特别是教室里的一整面墙紧贴着山坡的壁面,每逢阴雨天,阻暗潮湿的教室更是黑蒙蒙的一片。

  上课的时候,坐在后面的曾宪梓根本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他不禁埋怨起来:“这种教室设计得不好,不合格。”

  曾宪梓这句话被周围的同学听见了,大家就反驳说:“这个教室可是爱国华侨捐建的,你居然嫌它不好,有本事你也捐一个。”

  委屈的曾宪梓不服气,就说:“等我这番挣了钱,我一定回来捐一座教室,而且一定比这个大,比这个高级。”

  对于曾宪梓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学生,竟然夸下如此的海口,同学们自然会嘲笑他吹牛和不自量力,而曾宪梓却始终固执着自己的愿望。

  30年以后,挣了大钱的曾宪梓果然又返回家乡捐资盖起了一幢造型别致、设计科学、高大挺拔的新式教学楼,实践了少时的诺言。

  1956年的夏天,曾宪梓、黄丽群这些应届毕业生,都在日日夜夜地忙着复习功课,准备着迎接残酷的高考。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一向自信乐观甚至有些狂妄的曾宪梓仗着自己的成绩一直很好,竟然只在志愿栏里填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院校的校名,这种勇气让人敬佩,这种狂妄也让人吃惊。在升学的问题上,居然没有给自己留半点退路。

  这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他的希望破灭了,母亲的期盼也落空了。看完成绩回来的那天,他将那几年所得的奖状、奖品一股脑全扔在床上,抱着头闷在那里一言不发。他不敢看母亲和新婚妻子黄丽群失望的眼神。

  而当听到母亲和妻子安慰的话语时,这个轻易不落泪的男子汉,终于忍不住哭起来。似乎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未来,所有美好的前途,远大的理想,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曾宪梓的内心已是相当地痛苦了,他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力量,只有温柔的妻子还可以给他勇气。

  曾宪梓不是那种容易向困难低头的人。所以,迷惘了一个夏天的他,为了自己做儿子的责任,为了自己做丈夫的责任,他要重新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正好这时,梅县来了一个广东省建筑工程公司,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在进行招收工作的时候,广东单位一再说明,是国家干部待遇,而且到广州去工作时,单位还会先送他们去读书的,试用期为三个月。

  条件这么诱人,曾宪梓和黄丽群都报了名。但事实上,到了广州之后,根本就没有书读,有的只是天天到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去做统计,计算工程用料的数量。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之后,曾宪梓越来越苦恼,他不停地问自己:“就这样下去了吗?就这样吗?”

  他决定不顾一切地回梅县去,他要重新认真复习,再参加高考。

  于是两人又回去了。

  这次是真正地毫无退路了,曾宪梓就住在了学校里,没日没夜,拼命地读书,而他的努力也终于没有白费,他接到了中山大学生物系的通知书。

  曾经中断了一时的学子生涯又开始继续了。而这时,席卷全国的“大跃进”也风风火火地开始了。

  中山大学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抢修铁路路基的工作。由于一、二百斤的石头十分沉重,扁担无法承受,曾宪梓又非常及时地发挥了他的一技之长。他利用小时候的编织竹器的技术做成了许多箩筐,保证了劳动的顺利完成。

  劳动结束以后,学校的基建工作还需要箩筐、扁担,而且,这一次是曾宪梓利用休息时间编织,所以学校方面主动支付工钱。曾宪梓就利用中午午睡的时间,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同学们旅游的时间,在宿舍里不停地做,赚的钱寄回家里,为母亲和妻子帮补家用。

  半年之后,学校有些眼红的人就提意见认为曾宪梓的钱挣多了,但对于人家的意见,曾宪梓非常尊重,觉得不允许就不允许,他不做就是了。

  不久,精力充沛的曾宪梓又闲不住,他实在舍不得将光阴花在游玩上。

  于是他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写钢板,刻讲义,他的一手秀丽的字又派上用场。每刻一张讲义五角钱。曾宪梓刻的就是自己所学功课的讲义。他每刻一篇讲义,其实就等于又读了一遍书。

  由此一来,曾宪梓起早贪黑,不停地干,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钱也赚得特别多。在当时一个大学助教,月薪不到60元,而曾宪梓刻一个月的钢板,月薪已超过了80元。

  曾宪梓就这样辛勤、努力而又快乐地度过了他的四年大学生活,有妻儿负担的他或许比其他人要沉重一些,但也由此肯定是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的。

  1961年的秋天,曾宪梓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了业。因为黄丽群在广州一家公司从事会计工作,所以曾宪梓可以以照顾家属的名义,留在广州,分配在广州农业科学院的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夫妻俩终于有了正式的职业和安定的生活。他们将母亲从梅县接到了广州,而这时,曾宪梓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于是,一家五口人欢欢喜喜地聚在一起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

  最艰难的国外生涯

  十几年前跟着叔父去泰国闯天下的哥哥曾宪概突然翻出来了十几年前的一笔老帐,即父亲当年留给叔父的两间店铺。宪概为了争回这份遗产,与叔父闹得非常不愉快。而哥哥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告诉在广州的弟弟宪梓,要他尽快到泰国来,一同处理这件事情。

  于是,曾宪梓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他养他的一方热土,告别了他深深依恋的妻儿,从一个社会去往另一个社会。

  他必须经由香港去泰国,而当他到了香港之后,才发现经香港去泰国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因为在当时,中国与泰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像曾宪梓这样的情况,就只能在香港居住一段时间,等到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证、办好护照之后,在有人担保的情况下,才可以到泰国去。他只好临时居住在姑姑家里。

  过了三个月之后,曾宪梓总算办好了去泰国探亲的护照和签证,踏上了前往泰国的征途。

  而曾宪梓一到泰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很有礼貌地去拜访叔父叔母,并对叔父说了一句话:“叔父,你放心,不管怎么样,你有钱是我的叔父,没有钱也是我的叔父。”这句话让精明的叔父实在猜不透这个侄儿的用意,其实曾宪梓的意思很明白:亲戚的情份比钱重要。

  曾宪梓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听哥哥介绍和走访父亲当年的朋友,以调查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项工作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这七天里,曾宪梓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家产的数目并不是很大,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况且曾家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哥哥和叔父之间,却为了钱闹得不可开交,将亲人之间的情份早已丢到九霄云外,这种人受金钱奴役而丢失了许多美好宝贵感情的现实很让曾宪梓感到痛心。

  而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他感到十分的愤怒。

  那天早上哥哥的店铺里来了三个笑容可掬的客家长辈,说是为邀请曾宪梓去叔父家吃顿便饭的。曾宪梓虽然明知不对劲,但他是很有礼貌的,而且也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于是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没想到去了叔父家,一看叔父根本就没有请客吃饭的意思,受了愚弄的曾宪梓起初还忍耐着,谁知那几位客家长辈竟然又火上加油,开始训斥曾宪梓没有礼貌,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实在是让血气方刚的曾宪梓顿时火冒三丈,他立即不客气地回敬:“你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你们原来既不是请我喝茶,也不是请我吃饭,而是把我骗到这里来,侮辱我,教训我,我本来是应该尊重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叔公、叔父,但是现在,你们根本就不配得到我的尊重。”

  说完这些话,看着叔公、叔父们一阵红、一阵白的脸色,曾宪梓忽然觉得他们很可笑,而他自己的怒气不知不觉地消去了,他只是觉得有些悲哀。

  他又转身对叔父说:“叔父,我来泰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些天来,我明白了不少的道理。您跟哥哥之间的争吵我不管,我现在只想跟您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我这次回泰国来,很高兴见到这么多的亲人,特别是看到叔父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辉煌,我打心眼儿里高兴。至于家产的事,我只想谈几点。

  第一,从现在我不想再听,也不想再看,以前的事情早已过去了,我已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第二,我的父亲跟叔父是亲兄弟,你们的事是上一代的事,我们下一代应该分开来对待。

  第三,我父亲到底有没有财产我不知道,即使有,我也不会要一分钱的。我自己有双手,我自己可以劳动,我自己可以挣钱。

  第四,抗日战争前夕,我的父亲即使有财产,经过战乱,大家都流离失所,估计即使有财产也不会再有了。”

  这就是我的整个态度,我不想因为钱而让我们亲近或生疏。对一个人来说,多一点钱和少一点钱又有什么区别呢?而多一份关怀和少一份关怀却是有着大大的不同的。”

  叔父、叔公们听了这些话,都不再言语了。

  望着面带愧色的几位长辈,曾宪梓又说到:“叔父现在有财有势,那是他靠自己的本事挣得的,和我父亲的财产根本没多大关系。我如今虽然是一贫如洗,但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我一定会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很好的生活的。

  所以,我现在宣布:今后我们只是叔侄关系,我父亲的一切财产与我无关,一切遗产与我无关。从今以后,叔父和我哥哥之间怎么斗争,都不要把我拉扯进去,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在这些钱财的问题上,与我纠缠不休。

  至于我哥哥,他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要求,那是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你们自己解决吧。总之,从今之后,我们只是叔侄关系,而没有斗争关系。”

  曾宪梓的这一番话令在场的叔叔、叔公们惊讶万分,这是他们有生以来从没有想到过、也从没有看到过的事情。一个很喜剧化的、戏剧化的结局。

  本来自从曾宪梓到了香港之后,叔父、叔母就非常紧张,十分害怕曾家这两个孩子联起手来对付他们,使得一直以来在泰国德高望重的自己,下不了台。

  可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从大陆来的年轻有为的侄子却用实际行动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们明白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亲情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他们这些常年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混战的人,心里实在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曾宪梓就这样解决了家产问题,而这样的结局,对于十几岁就出来闯荡世界的曾宪概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曾宪梓决定拜叔父和哥哥为师,跟他们学习从商的本事,再靠自己的努力打好基础。儿时的梦想、少时的志向,家庭的重担、报国的愿望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在接下来商旅生涯的拼搏中了。

  最初曾宪梓就这样不停地来往于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锻炼着自己。

  1966年的2月,黄丽群终于能够带着两个儿子来和曾宪梓团聚了。迎来了妻儿的曾宪梓浑身又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而且他再也不用思前想后,总是有许多的牵挂,而无法定下心来干他自己的事业了。他有了更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努力工作,要尽一切力量做好生意,他要赚钱,要养活自己的太太和儿子们。

  安顿好一家定居在香港之后,曾宪梓又不得不开始考虑他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1967年年初,香港劳资双方发生纠纷,引发反英抗暴斗争,香港人心惶惶,股市大跌,楼市急挫,而对动荡不安的时局,人们纷纷逃离香港。曾宪梓决定带着全家去泰国谋求发展。

  在哥哥的执意要求下,曾宪梓和黄丽群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开始寄居在哥哥家里,与哥哥联手共创家业的新生活。

  曾宪梓因为不会讲泰国话,所以就替哥哥管理工厂,而能说会道的哥哥则负责整个公司以及进行领带的推销工作。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的曾宪梓在哥哥的工厂里,以冲天的干劲、万分投入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拼命精神,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着。

  在帮助哥哥管理工厂的同时,天生有商业头脑的曾宪梓一面学习经验,一面慢慢地发现了工厂里的许多弊病。例如,员工管理松散,奖惩制度不分明,领带质量无法保证等等。

  为了使哥哥的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曾宪梓提出了许多很合理的建议并进行了一些管理制度方面的改进。

  他加班加点,废除掉了许多不合规格的领带样板,而重新设计出美观别致的红黑领带样板。同时又明确奖惩条例,严明纪律,提高技术能力,加强生产效率,严格地把好质量关。

  在曾宪梓一丝不苟的管理下,工厂的整个生产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而曾宪梓的威信也不知不觉地树立了起来。

  工厂里有的经理见不得曾宪梓一步步地得心应手,开始在哥哥、嫂嫂面前吹风了:“你的弟弟会把你压下去的,小心啊!”

  哥哥嫂嫂不是那种成就大事的人,自然也就不会有能容纳人的大度。于是,兄弟俩之间又开始有了矛盾,曾宪梓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压力。

  终于有一天夜里,曾宪梓与哥哥、嫂嫂大吵了一通,而嫂嫂最后让他们走,快点走,即刻走。这一夜,曾宪梓和黄丽群谁也没合眼,两个人都觉得心里面像压了一座沉重的大山,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辛勤地劳动,而人生的路还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宪梓就向哥哥请了假,出去找房子。他们只有住在贫民区。而身无分文的曾宪梓还是得回到哥哥那里去工作。

  绝情绝义的哥哥竟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万般无奈的曾宪梓只有变卖了他的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凑足了一点本钱,并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由此开始了他独立制作领带的生涯。

  他所有的资本只是一台借来的缝纫机和一些用变卖家产而换得的钱买来的有限的布料,另外就是他那双灵巧的双手,善于创造的大脑和在哥哥工厂里所取得的一点经验。

  于是,在简陋的住房里,曾宪梓开始了一针一线的缝制领带的工作。贤惠的妻子和善良的母亲也用她们仅有的力量帮助他干这干那。他们贫穷然而他们没有屈服,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胜利。

  终于,第一批领带顺利做好了。

  曾宪梓只有自己当推销员。而由于做工不熟练、布料廉价、花样陈旧、式样守旧种种限制,曾宪梓的领带只能在街头寻找市场,只能一条一条地零售推销。

  当曾宪梓在唐人街上向那些经营领带的同乡推销他自己的领带的时候,所到之处的客家乡亲却因为不愿意得罪他的哥哥而不要他的领带。现实似乎正在将他逼入绝路。

  越穷越挣不到钱,似乎是一条必然的规律。而正当曾宪梓一家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愁眉不展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曾经被曾宪梓深深打动的叔父正在寻找他们一家的下落。

  叔父决心帮助曾宪梓,不是因为曾宪梓是他的侄儿,而是因为曾宪梓就是曾宪梓。当然,他必须想出曾宪梓可以接受的方式。

  在叔父看望过他们一家后没几天,叔父就交给曾宪梓一匹布,并让他在限定时间内做成一批领带,要求做工质量保证,做完后他付工钱。

  这是用自己的劳动赚钱的机会,里面不存在施舍,也不存在伤害自尊,曾宪梓理所当然的接受了。

  他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了一个星期,终于将60条领带整整齐齐放在了叔父的面前。叔父很满意他的做工和速度,再加上想帮助他的心情,就一下子付给了他相当于一万块港币的工钱。

  而曾宪梓只留下了900块,在他的原则里,工钱与付出的劳动应该是等价的。

  曾宪梓终于通过自己的双手挣得了一笔在他们来说已是很大一笔数目的工钱了。

  那一天,他们一家一起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那丰盛比起如今的美味佳肴来,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然而那种香甜的感觉却是再也无法找到的。

  1968年年初,曾宪梓终于又返回了香港。安置好家人,购置好日常的必需用品,他的家终于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家了。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俩相对笑了,他们经受的最严重的考验已经过去了。

  900元钱由于租房、买家具、吃饭,已经渐渐花得差不多了,而他们又根本没有本钱,又是一片阴影向他们飘了过来。

  而热心的叔父又一次的雪中送炭,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一万港币的汇款对他们来说太及时而且太重要了,而善解人意的叔父来信说明了这笔钱不是给曾宪梓的,而是给黄丽群和孩子们安置家用的。

  叔父的用心良苦曾宪梓是明白的,他不能再拒绝叔父善意的真心帮助。否则那就是虚伪、不通情理和故作清高。

  有了这笔钱,曾宪梓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对当时的曾宪梓来说,他惟一缺的,就是本钱,而现在,他有了,他事业的风帆终于可以起航了。

  他自己本身的情况和条件其实很简单:生活安定;小有本钱;无职业;有一定的从商经验;会做领带;能吃苦耐劳;很会动脑筋,善于创造;有一定的管理组织能力;还有其他一些他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素质。

  他应该选择自己创业,而且应该从制作领带入手。

  领带行业是小本钱、设备简单的行业,对于当时的曾宪梓是很适合的。况且,在事实上,香港的领带市场还远远没有开发,曾宪梓当时也许并没有这么长远的战略眼光,但他所作的选择却无疑是极为正确的。

  没有余钱再去雇小工,所以一切的制作过程都得由母亲、妻子和曾宪梓自己三个人一点一点地完成。

  曾宪梓一方面用自己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丝制作泰国丝领带;另一方面,由于泰国丝的原料在泰国,他就自己充当设计师,画好图样,配好颜色,然后寄给在泰国的叔父,请叔父帮忙让泰国的丝织厂去织,织好后再由叔父寄回来。

  已经是个比较成功的生意人的叔父看准了曾宪梓身上那种能成大事的精神,而且他很乐意去帮助曾宪梓度过难关。所以,每次只要曾宪梓一有什么要求,叔父总是尽力尽快尽心地做好应该为他办好的事。对于曾宪梓来说,叔父在最初几个月里对他的帮助,在他以后的事业和成功中,起了不容忽视和十分必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叔父的大力支持,曾宪梓是很难一步步坚持走下来的。

  他是厂长,他只有两个工人:母亲和妻子。然而他们三个都共同拥有勤劳的品质和灵巧的双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团结一致、任劳任怨,这就使得小小的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是出奇的高,而且他们的亲密使工作产生了乐观、产生了希望、甚至产生了无数的乐趣,从而让这条充满了泪水和汗水的创业之路上也同时洒满了欢笑和快乐。

  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仍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同样激烈地冲击着整个香港,使得曾经繁荣一时的香港经济陷入低潮。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未来之忧、前途之忧上,对于自身的衣着服饰打扮根本无时间和精力去重视。所以在当时,穿西装、打领带的人还不是很普遍,况且,就算一些有钱阶级、上层阶级的人物打领带,他们的领带也几乎全部是在大商场销售的国外进口领带。所以,这样的环境对以制作领带、出售领带为生的曾宪梓来说可谓步履艰难。

  当曾宪梓拿着妻子为他第一次推销而亲自包扎好的一盒领带走出家门后,他是满怀信心的,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

  由于他住的地方是油麻地,所以他选好的推销地点是全香港旅游业最旺盛的地段——地处香港九龙的尖沙嘴。

  虽然拎着沉甸甸的一大盒领带,但他还是不愿坐出租车,而是坐巴士来到尖沙嘴。

  下了车,曾宪梓就开始兜售他的领带。虽然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毕竟这是第一次推销他自己辛辛苦苦制作出来的东西。虽然他知道自己的领带做工精良,质量也不错,但无论是谁,对自己的作品都永远不会作出一个完全准确和客观的评价,而由此带来的不自信却会常常影响制作者的情绪。

  这一天也许是老天在故意跟他作对,他跑了有近20家商店,说得口干舌燥,才售完了他为自己规定的定额,当完成任务后,他已累得不想再走一步了。

  从此,曾宪梓的身影便频频出现在尖沙嘴的街头上。

  他将自己的领带摆在行人的面前,摆在小摊贩的面前,摆在洋服店老板的面前……

  街头的曾宪梓在不断地真正成长着。他学会了察言观色,他学会了体察心理,他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忍耐,也学会了坚持,他学会了对别人的礼貌和尊敬,也学会了对自己原则的不放松……而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做生意其实也是在做人。

  许多天以来,一直忙于在家里的工厂和街头的兜售之间奔波的曾宪梓,由于过于辛苦的劳作,也由于过于忙碌的推销,对自己的形象已不如以前那样的注重,况且他也没条件没时间修饰,所以渐渐变得不修边幅、胡子拉碴起来。

  就是这样一个的曾宪梓,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汗流浃背地走进了一家洋服店。

  当时,这家洋服店的老板正在接待一位客人,并且在做这位客人的生意。而那时十分的疲倦以至显得有点反应迟钝的曾宪梓根本没有注意观察此时店里的情形。

  其实只要稍为细心一点的人都会明白,这时候千万不能去打扰老板。因为从事做生意这一行最起码的规矩,就是在人家正在做买卖的时候,你如果不是买他的东西,就最好不要去打扰他。

  所以,当曾宪梓正准备将所拎着的领带拿出来供老板挑选的时候,老板突然像见到瘟神一样,马上毫不客气地冲着他大声吼叫着:“干什么!你进来干什么?出去!出去!走!快走!”

  就这样,曾宪梓被狼狈地赶了出来,一种极大的侮辱袭遍了他的全身,以至于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之后,身边似乎还响着洋服店老板那极凶恶极嫌弃的声音……

  曾宪梓终于忍不住流下了滚烫的眼泪……

  这一天余下的时光,曾宪梓是在苦苦地思索中度过的:

  “为什么他会这样毫不客气地赶我呢?连一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二天,还是同一个时间,曾宪梓又走进了同一家洋服店。不过,这一次,他是有备而来。

  他没有像平时那样拎着沉甸甸的领带盒,而且还特意修饰打扮了一番,穿得齐齐整整,一改往日的穷酸相儿。

  他走进店内,并面带笑容地走向老板,老板的诧异程度不亚于见到了外星人,以至于当曾宪梓极诚恳地对他说:“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对不起,惹您生气了。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赔礼道歉的。”听到这些话时,他竟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还有些怀疑自己是否是在梦中。

  在进店之前,曾宪梓已经在隔壁茶餐厅叫好了外卖咖啡,这时正好有人送进来,曾宪梓忙接过咖啡递给依然目瞪口呆的洋服店老板,并继续说:“老板,这是我专门为您叫的咖啡,虽然不值钱,但是却说明我是真心实意地向您道歉,现在请您喝咖啡,也请您多多原谅我昨天的莽撞。”

  洋服店的老板也是个老生意人了,在旅游旺区开了这样一间洋服店,每天都会有人上门兜售自己的产品,甚至每天都会有人上门讨钱,所以他已经习惯了毫不客气地对待这些人,习惯了大声呵斥。

  然而,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在被他驱赶、被他辱骂的不计其数的人当中,居然有人能够做到再次上门向他道歉,并诚心诚意地请他喝咖啡这样大度的地步。洋服店老板立刻就断定眼前这个人将来的成就一定非同小可。

  而这时,曾宪梓又非常认真地对他说道:“老板,我是刚刚才开始学做生意,对于生意场的人情世故,特别是许多规矩我都不懂,所以昨天那么鲁莽地走进来,打扰老板,影响老板做生意,这是我的过错,请老板不要放在心上,同时更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洋服店的老板想起昨天自己的态度,又听了这一席话,觉得很有些尴尬,也有很多的感慨,但他只是对曾宪梓说:“你这个人很特别,很特别。”

  然后,就真的指教曾宪梓说:“你要记住,从今往后你要进任何一家店铺之前,先要看看,如果里面正在做生意,就千万不要进去。否则,你只会被轰出来。”

  洋服店老板与曾宪梓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终于有一天,洋服店的老板主动要求与曾宪梓订货,要求曾宪梓把自制的领带交给他,由他的洋服店代为销售。

  而这时,曾宪梓的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他的产品终于可以摆在柜台里了,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洋服店的柜台。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十分类似的事情。

  仍旧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仍旧拎着两大盒沉甸甸的领带,仍旧是在尖沙嘴一带的旅游旺区。从洋服店老板那里学习了许多经验的曾宪梓在仔细观察了一家抽纱店里确实没有其他的客人之后,便面带笑容地推开了抽纱店的门,向抽纱店老板很有礼貌地推销他自己制作的领带。

  而老板一看到曾宪梓并不很气派的形象,并且说着一口客家广东话,便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不友善的态度。

  以至于当曾宪梓打开盒子,拿出盒子中的领带,热情地向老板推荐,并让老板自己挑选的时候,这位盛气凌人的老板只是随手翻了两下,便给了一个全盘否定:“你这种领带还想拿来卖,简直一塌糊涂。走吧!”

  曾宪梓只是一言不发,默默地收拾好已打开的盒子,然后很有礼貌地对抽纱店的老板说了声“再见”,离了抽纱店。他决定要用相同的办法打动这位老板。

  第二天,依旧是衣冠楚楚,依旧是不带任何货品,依旧是很真诚地请喝咖啡,依旧是很认真地请教意见,也依旧是很惊讶的表情和很感歉意的心情。

  抽纱店老板从此也成了曾宪梓的朋友。

  而曾宪梓也就经常会带着自己新做好的领带来拜访抽纱店老板,并向他诚恳地请教,请他帮自己鉴别领带的花色、花样和质量。

  对这样的人,对这样的要求,抽纱店老板是不能拒绝的,不仅不拒绝,而且他还要特地抽出时间来真心地帮曾宪梓的忙。他同样看得出,曾宪梓是能成就大事业的,单凭这襟怀,这气量,他就不可能永远默默无闻。

  而曾宪梓回忆这段时光时,却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做买卖其实最为重要的就是做人,只要你诚实谦虚地对待人,别人就不会讨厌你。你不要为了钱去欺骗人,要真心地对待每一个可能成为你的客户的人,坚持一直这样做下去,你肯定会取得好成绩。”

  “金利来”问世前后

  在尖沙嘴天星码头附近的“麦当劳”快餐店和“星光行”商贸中心一带,有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名号为“顶好”的旧式百货公司。这家百货公司的营业时间特别长,从早上8点30分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而且在这样长的营业时间里,这家百货公司的生意一直是非常的好,顾客往来不断。

  曾宪梓很希望能让自己的领带进入这家百货公司的销售柜台里。

  所以,他每天一卖完当天的领带,就一定会来这里考察考察。当然,他的一贯做法都是先聊天,先交朋友,海阔天空地扯,但从不直接谈自己的产品。这样,别人一开始根本就不会对他设防,这是他极为明智的一点,是一种要过河就先搭桥的方法。

  这家公司里有一个年轻人名叫杨荫盛,就是这样和曾宪梓成为朋友,并且关系很密切。因为两个人都同样年轻,同样胸怀大志,而且互相信赖,互相敬佩。

  有了一个这样可靠的朋友,曾宪梓的领带要想进入百货公司的销售就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

  曾宪梓不是个强人所难的人,所以他只是拿了一箱自做的领带样品给杨荫盛他们看,希望他们能试着卖一下,看是否有销路,如果实在不行,也就算了。

  结果事实证明,曾宪梓的领带由于做工细致,质量有保证,而且花色花样比较适合大众品味,更由于它的优惠的价格,所以销路竟是十分看好。从此,曾宪梓的领带销售又上了一个小小的台阶。而曾宪梓也又一次证明了他的产品的可发展性。

  一直以来,来自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外国名牌领带,充斥着香港市场。拥有几百家服装厂的香港,竟没有一家比较正规的设备像样的领带工厂。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造成香港的领带市场依旧是一大块空白。

  而此时仍是小本生意的曾宪梓恰恰就隐隐约约约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就不相信,拥用500余万人口的香港,居然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带市场。领带品味完全由着外国人牵着鼻子走,他实在是很不服气的。

  “外国人可以在香港拥有自己的名牌产品,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百货公司,自己的消费市场上,却不能拥有自己的牌子,自己生产的领带呢?”

  “如果没有人做,那么我来做。”胆识过人的曾宪梓不由得暗下决心,要一开港产名牌领带的先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因为一来曾宪梓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势力,二来素以崇洋观念浓厚著称的香港人,特别是以外国名牌作为身份的一种标志的香港上流社会,怎么可能去接纳一直为他们所不屑的港产领带呢?

  然而,希望总是在绝望中产生的,而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往往也只是存在着微乎其微的差别。

  这时,曾宪梓已经用自己的努力工作攒够了偿还叔父赞助他创业的三万元港币的数目。虽然这钱叔父已讲明了是送给他的,但他还是决定要还回去。

  于是,邀请了好友杨荫盛,他们俩一起去了泰国。

  到了泰国之后,他们一起去拜访叔父,曾宪梓当着大家的面,将已兑换成十万铢泰国钱的这笔钱交给叔父。而叔父却是拒不肯收。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很戏剧化的场面,一个硬要给,一个硬不肯收。以至到了最后,因为相持的时间太长了,双方都有些生气。这时,曾宪梓说道:

  “叔父,您这样做会使我一生都感到不安的。叔父可能不明白我的难处,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会讲假话,现在我把我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

  “我虽然穷点,但我并不是个贪钱的人,我一直认为,有许多东西是比钱更为重要的。就像叔父真心帮助我们的这份情意。如果我真的想要这笔钱,我只要对叔父说一声谢谢,这笔钱就是我的了。这笔钱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我确实不能要这笔钱。

  还有,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们的孩子会说,没有爸爸你怎么会有今天;而如果我失败了,你们的孩子还会说,曾宪梓真没用,爸爸这么帮他都无法帮起来。我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这样说。只是这样一来,我自身的压力会很大。而我每做一件事,一定会思前虑后想半天。

  所以,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叔父能理解我,并支持我,把钱拿回去,让我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而叔父的这份情意我曾宪梓会永世不忘的。”

  叔父听了这些话,无可奈何地将钱收了,但他又说:“曾宪梓,这些钱我是收回来了,但我会替你存着,无论你何时要用,都请随便来取,不要客气,如果再不给我这个面子,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叔父。

  “不过,对未来的你,我是抱着十二分的期望和信心的,所以,这钱也许会一直存到永远。不过,如果真的是那样,我是会更为高兴的。”

  从这以后,叔父一直是极力地夸赞他这个好侄儿,甚至让他的子女以曾宪梓为榜样,要他们向他学习了。而叔父和曾宪梓之间的交情也越来越密切了。

  曾宪梓在泰国住的这几天里,叔父一直挤出时间来请他吃饭,并陪他聊天。

  叔父是个成功的生意人,有着很多的商场上的经验,他也乐意将自己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讲给曾宪梓听。这次,可是一个愿听,一个愿教,两人经常津津乐道地在一起谈个没完,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有趣。叔父很高兴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而曾宪梓也是很高兴能“遇上名师指点,受益匪浅”。

  这一天,曾宪梓将自己想在香港开拓领带市场的愿望讲给了叔父听,叔父一听,马上拍着大腿表示大力支持,并深深地又一次震憾于曾宪梓的勇气、胆量和独具慧眼,而他也深信这位与众不同的侄儿一定会在商场上大显身手,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叔父立即给了他不少的建议和有力的支持,使得曾宪梓的信心又增强了许多,而且感觉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从泰国一回到香港,曾宪梓立刻便投到了他新一层次的事业中去了。

  他首先分析了香港本地领带生产的劣势。当时,香港其他的家庭手工业领带生产厂家都仅仅只是安于现状,只知道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价钱将领带做好卖出去,每天能做多少就卖多少,卖完了,再补货。而且,他们在领带的档次上、质地上走的始终是劣质低档的路线。

  而曾宪梓却认为,这种对自己降低要求,不树立更高的目标的行为,只能导致自己的落后和失败。而且,这样的领带只能满足底层阶级的需求,根本无法打入上层社会,也就不可能和外国品牌一较高低。

  所以,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最初,曾宪梓就为自己的产品选定了平常之人所不敢想象的,走“高质、高档、高价”的路线。这个决策需要超前的眼光和很大的勇气,而这两点正是曾宪梓所具备的。

  有了标准和路线,曾宪梓就需要寻求一个最佳的突破口来开始他的计划。

  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曾宪梓发现不顾高价、崇尚洋货的香港人其实也不无道理,因为只能在廉价市场中生存的港货与外国货之间无论是在质地上还是样式上都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所以,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去大百货公司挑选了四条最流行的、最高档的欧洲名牌领带,准备带回家,作为样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进行研究。

  这一行动可以说是一次不算小的冒险,因为这四款极美丽的领带的价值相当于他们全家一个月的口粮。

  所以,买回领带后,曾宪梓便将自己小工厂里的一切活都交给了妻子去打理,而他则一头闷在了房间里去对那四条领带进行全面的解剖。

  分析完这些领带,曾宪梓自己也十分地感叹于这些领带的精美,并且对它们的长期占有市场觉得心服口服。然而,他的目标不是赞叹,而是超越。

  所以,他紧接着的工作便是让这些领带恢复原状。

  曾宪梓拆开这些领带只用了短短的数小时,而将它们重新缝合并最终达到质量过关的过程,却整整花了他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一个星期里,他像着了迷或者着了魔更为恰当一点,整天闷在领带里,缝了拆,拆了缝,缝了又拆,拆了又缝……反反复复,像没有穷尽似的。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终于摸索出了剪裁和缝制这种新款外国名牌领带的技巧。

  他重新裁剪和缝制好了的领带用简单却也是最标准的方法进行了检验——

  当曾宪梓将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缝制好了的领带一条一条检验完毕,并证明条条质量过关后,他疲倦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而紧张了好几天的他也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掌握了制作技巧之后,曾宪梓下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全套买入外国进口的领带原料,着手进行生产优质领带,走他自己制定的高档路线。

  于是,曾宪梓利用每天外出推销领带的同时,走访一些代理外国进口领带原料的洋行,希望寻求进口领带原料的来源。

  不过,那些代理洋行里的经纪似乎没见过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而且根本不愿相信这对于曾宪梓来说是一件很认真的事,认为这是“痴心妄想”,而不愿意给曾宪梓办理这样的业务。

  但终究还是耐不住曾宪梓的坚持,他们终于留下了曾宪梓的地址、电话,并且答应等下一次德国厂商来定货的时候,通知他一声儿。

  时隔不久,德国厂商果然带着时下流行的花色、质地高档的面料来香港寻找订户。

  洋行经纪连忙通知香港的其他大的厂家来看样品、定货,等这一切忙完之后,在德国厂家马上就要离开的时候,才给曾宪梓打了一个电话。

  曾宪梓没有一点的耽误,也丝毫不计较洋行经纪的无理拖延,他很快赶到了看货地点,幸运的是,碰巧还有几种不同的花色,曾宪梓选中了其中的四种腰果形、虫仔点花色的原料,并且马上定了货。

  有了面料,曾宪梓就可以开始集中精力地进行生产了。

  曾宪梓以最快的速度从德国厂商手里买回来的四种不同花色的领带原料终于在案头上铺开了,他按照外国领带的尺寸要求,用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时间才摸索出来的外国名牌领带的剪裁方法,开始了格外精心地真真正正地一丝不苟地模仿式制作。这一干,就是几十天。

  当面色憔悴不堪,然而那双眼睛仍极为有神的曾宪梓捧着他辛辛苦苦做好的四打领带兴高采烈地从房间里冲出来时,妻子看着他很心疼地说:“你太累了。”

  而曾宪梓此时全部的兴奋点却都已集中在他那些以假乱真的领带上。他没有理会妻子的关切,只是很着急地让大家看那些领带。

  他的辛苦没有白费,他做出来的那些领带的确与商店里卖的高档名牌领带没有丝毫的区别。

  兴冲冲的曾宪梓顾不得休息,又拿了八条领带,其中四条是商店里买的,四条是他自己做的,去了瑞兴百货公司的业务部何经理那儿,他要从真正的行家手里来进一步巩固他的自信心。

  何经理看着这八条质地好、做工精的高档领带,怎么也不敢相信其中居然有曾宪梓的杰作。

  何经理是专门为公司挑选和采购男装系列货品的,他经常从发达的欧美国家订购领带,所以,何经理可以说是一个辩别真伪的专家。但是他在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比较了大半天后,仍是无法分辨出来。

  何经理很诧异,同时也很感兴趣,而站在一旁的曾宪梓此时却兴奋异常。他马上趁热打铁对何经理说:

  “既然我的领带在本身的价值方面已没有什么问题,您能不能现在就开始销售我的领带呢?”

  何经理很为曾宪梓的勤奋、创造和勇气所感动;也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处于关键时期的曾宪梓助上一臂之力。然而,他毕竟不是老板。

  何经理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曾宪梓是十分理解的,可难道就让他费了这么多精力好不容易做出来的领带依旧由他在街头不辞劳苦地一条一条销售吗?

  曾宪梓不会让自己前功尽弃的。无论如何,他都要让自己的心血挤上大百货公司的销售柜台。

  所以,仔细考虑了一会之后,他对何经理这样说道:

  “何经理,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也不想使您为难。为了不影响您的生意,您不如就先要四打领带吧,这四打领带是以寄卖的形式拿给您,在进货的时候我不收钱,您只要帮我在货架上摆出来,卖完之后您再给我钱。

  这样,您就不会担任何的风险。而且,趁此也可以看出我的领带是否有市场,如果销售情况好的话,您再征求老板意见跟我订货,也行。

  只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我的领带一送到,请您一定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将这些领带摆出来,千万不要放在仓库里面。”

  何经理见曾宪梓说得这样中肯,而且提出的条件让他没有再拒绝的理由,就答应了曾宪梓的要求。

  不到一个星期,何经理便打来了电话:

  “老曾,赶快再给我送四打领带来,你原来拿来的四打领带,可以来收钱了。”

  一个简简单单的电话,却意味着曾宪梓自己制作的港产货从此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摆在大百货公司的柜台上了。

  这时候,曾宪梓的领带上所用的商标是沿用德国领带原料厂家的随件发送过来的统一商标“金必利”、“多必利”。

  “金必利”、“多必利”是德国的一种优质布料的名称,没有专利,只要用这种布料的人都可以用这个名称。

  曾宪梓必须设计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而且要使这个品牌成为名牌。

  建立一个品牌并非难事,而要使这个品牌成为名牌则是难之又难的。

  曾宪梓决定一定要给他的领带起一个好名字。

  为了应付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他每天晚上必须不停地做领带,白天还得继续外出推销领带。但是,只要他的大脑一有空闲,他的思绪便会不由自主地转到领带的改名这方面。只要他一有多余的时间,甚至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拿一支笔不停地在纸上写写画画,为他的商标和牌子寻找最好的设计。

  英文字一般都是用钢笔写的,就是用惯了毛笔的中国人,也很少用毛笔书写英文。而有一天当曾宪梓试着用毛笔写出“GOLD LION”的字样时,他突然感觉到了毛笔字的独特,这种设计很引人注目,而且能给人留下精灵古怪但很亲切的感觉。

  英文名字设计好了,接下来就该着手进行商标图案的设计了。

  像设计一类的这种偏艺术性的创作,一般都是需要灵感的。而当有一天,曾宪梓看到一枚硬币时,他的灵感来了。

  他用港币五毫子(五角钱)匾了一个外圆,又用港币一毫子(一角钱)画了一个内圆,然后用毛笔填充两个圆之间的距离,形成一个如“G”字的形状,再将儿子学几何用的小三角尺在圆中画出“L”的形状。于是,一个漂亮的商标图形就此诞生了。

  这下,英文名字、商标图案都有了,就剩下最重要的中文名字的确定了。

  一天,范义忠兴冲冲地来找曾宪梓,并邀他一起去澳门玩。

  当时正被他的领带的中文名字弄得焦头烂额的曾宪梓哪儿有这份心情。但范义忠却告诉他,一起去玩的还有几位朋友,他准备介绍他们与曾宪梓认识。

  当曾宪梓进一步得知这几位朋友是永安公司男装部的部长时,他明白了朋友的一片好意,范义忠是想帮他一把。

  在当时,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寨厂东主能够有幸结识大名鼎鼎的永安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来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并且也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更何况现在曾宪梓面对的将是自己未来生意的潜力之所在——永安公司男装部的部长,这可得小心应付啊!

  在去澳门的船上,大家闲聊了一会儿,便开始打麻将,不喜欢这项娱乐的曾宪梓就在一旁给他们作服务工作。他又开始考虑他的领带的中文名字了。

  一边想,他忍不住又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而且还一边念叨着。

  他的入神一下子把另外几位玩兴正浓的朋友也吸引了过来。大家明白了原委之后,便开始讨论来,讨论去,群策群力,帮曾宪梓出主意。

  这个情景是很有意思的。几个人坐在船上无所事事,只是嘴里都不知道在忍叨着什么,反反复复的,又是千变万化的。

  这时,一位朋友一边发音一边说“金利连”。

  曾宪梓一听,茅塞顿开,马上兴奋地接口道:“有了,有了,就叫‘金利来’,你们看这个名字好不好?”

  大家一听,都十分高兴,一致赞同,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名字。

  于是,后来成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国际名牌“金利来”,就这样产生了。

  好心情的曾宪梓做东就更热情了。吃饭、拍照、游玩……一趟澳门旅行,宾主尽欢,而曾宪梓也从此和这几位部长建立了友谊。

  这一趟旅行,曾宪梓可谓满载而归了。

  他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兴高采烈地拿着他的“金利来”和“GOLD LION'’去注册。曾宪梓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了。

  这几位朋友虽然对他的事业是极为有帮助的,但曾宪梓和他们在最初的相互交往中,依然是不提他的生意。以至于在他们已经相交甚深时,这几位朋友还不知道曾宪梓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当曾宪梓告诉他们自己的生意是小本的手工制作领带并自己推销时,这几位拥用进货卖权的朋友马上很热心地说:

  “我们公司也卖领带呀,你拿一些样品来给我们看一看,如果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进你的货,这样岂不是很好吗?”

  当曾宪梓把他的“金利来”领带摆在这几位部长面前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如此高质量的产品居然是香港人自己做出来的,而且还不是大型机械化操作的工厂的产品,只是默默无闻的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的杰作。从此,这几位朋友对非常不一般的曾宪梓更是刮目相看。

  而“金利来”,这个蕴含着许多内容的牌子,就要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了,它将在不知不觉之间,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震惊着属于它的世界,征服着属于它的世界……

  当初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创业的艰难不言而喻,而如今要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生活突飞猛进的世界里,守住并继续发展金利来市值40亿的江山,则更是难上加难。

  而常年辛劳的曾宪梓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曾宪梓虽然深爱着他的三个儿子,但他对他们的管教从小就十分严格,而实际上,他教育的重心是放在人品上的。

  他的三个儿子都经历了独立在外面的世界里去拼去闯的创业阶段以后,回到金利来公司,然后又从头开始,从扫地、产品生产,到包装、送货,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

  然而,虽然曾宪梓殷切地希望儿子们能成功地接管他的事业,但他并不着意地想要把产业留给他们。

  因为曾宪梓深知“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的道理,他知道如果儿子们只是靠他的产业的话,那么他的儿子将永远不会有出路,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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