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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师傅大士人物经历

傅大士(497569),姓傅名翕,字玄风,号善慧。《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士、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一生未曾出家,而以居士身份修行佛道。 梁天监十一年,大士十六岁,娶刘妙光为妻,生二子。二十四
  傅大士(497—569),姓傅名翕,字玄风,号善慧。《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士、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一生未曾出家,而以居士身份修行佛道。
  
  梁天监十一年,大士十六岁,娶刘妙光为妻,生二子。二十四岁得到天竺僧达摩大师的的指引,发愿精进修道。在道业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享年七十有三。
  
  傅大士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并称“梁代三大士”。曾作有300多首诗偈颂文来阐释佛理禅意,劝导世人看破世间的功名利禄,尽心修证佛法,才能最终得到大解脱。其传世著作有《心王铭》、《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此或系后人托其名之伪作)、《语录》四卷(即《傅大士集》或《善慧大士语录》)、《还源诗》等
  
  中文名 傅翕(翕,音xī) 别    名 傅大士,字玄风,号善慧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齐建武四年(公元497)丁丑五月八日 逝世日期 太建元年(公元569)四月二十四日 职    业 修行解脱道之人 信    仰 佛教 主要成就 中国维摩禅祖师、弥勒化身
  
  与达摩、志公并称“梁代三大士” 代表作品 《善慧大士语录》、《心王铭》 籍    贯 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 父    亲 傅宣慈 母    亲 王氏 妻    子 刘妙光 儿    子 傅普建、傅普成
  
  松山结庵修行
  
  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过着生死无常的恶梦般的生活,于是佛教的神识不灭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就在各地盛行起来,连皇帝也信奉佛教。傅大士就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
  
  傅大士的父亲叫傅宣慈,母亲姓王。他16岁娶妻,名叫刘妙光。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普建,一个叫普成。
  
  轻的时候,常去捕鱼,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着不去的才算是因果所致。因此人们讥笑他是愚人。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嵩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他指点傅翕,使他顿悟前缘,投身佛门。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寿树说:“此可矣!” 此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
  
  松山又叫云黄山,在今佛堂镇东部,周围30里,画溪环山而过。傅大士偕同妻子刘妙光在此躬耕而居,过着农禅的生活。有时还给别人打工。他就这样,白天劳作,晚上修学,勤奋过日子。并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有一次,有人来偷他所种的瓜果,大士非但没有加以责怪,反而给他装满了一篮子,叫他拿回家去,表现出大慈大悲的情怀。
  
  他这样苦行修身七年后,渐渐地便有许多乡里人前来顶礼膜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傅大士的灵异事迹愈来愈多,愈传愈广,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是十地菩萨。
  
  天开神坛·三王山,是伏羲、女娲、神农的圣地,属于古徽州“三天子都”之一,傅大士游历到此,见千仞壁立,嵯峨怪石,36石门,环布铁围,东边金紫峰普贤菩萨,西边清凉峰文殊菩萨,北边龙塘峰观音菩萨,南边大太坪地藏菩萨,七峰三十六天门成圆形环绕,道教与儒家已经在此根植,他看见整座山恰似一个天然的覆钵式白塔,佛光普照,为此改名覆船山,建立以紫薇宫○搁船尖为中心的东方金粟如来·光明白国,经过他的不懈努力,逐渐成为浙西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中国维摩诘菩萨的道场。
  
  三见梁武帝
  
  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但双林寺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诜诜”,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朝野对傅大士是很不理解的,认为他是一个“白衣人”,有的看不起他,也有的妒恨他。不过他的弟子,如慧集、傅普愍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立下誓愿:“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原文是: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无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吾令百姓俱禀六斋。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士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明高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
  
  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候,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 陛下“会么?”帝曰:“不会。”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后人苏东坡写的傅大士赞:“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门槌,为君打鼓。”讲的就是这桩事。
  
  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南怀瑾先生说:“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话,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傅大士的名声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末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 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
  
  同元年(535)四月,他回到云黄山。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
  
  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大士三次到京师,结交了梁武帝,并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创建双林寺
  
  自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寿树下结庵开始,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二处精舍,但没正式建立寺院。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即大同六年(540),才建议造双林寺,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下诏于双梼树旁设寺。对双林寺的创建,有许多说法,徐陵记道:“时还乡党,化度乡亲”,百姓“大倾财宝,同修净福”,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这一年下半年,双林佛殿建成。佛殿开光后,造了一座九层砖塔。并写经律千余卷。
  
  傅大士创建双林寺,正处梁武帝晚年。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驰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话。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普渡众生,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解救东南一隅处在苦难中的百姓。
  
  大同十年(544),傅大士把佛像经文,交给佛教信徒,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为寺院所有。家资房屋捐舍既尽,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另搭了一屋立身。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栖息。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过着清苦的生活。
  
  义乌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高僧辈出,终究名扬天下,隋朝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倡导三教合一
  
  三国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佛理渐入中国化的过程。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指出:“梁武帝时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隐逸,小乘之弊犹未能去。独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翕一人也。”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佛教要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学影响很大。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坚持“形神相即”,与佛教“形神相异”对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难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即使如此,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道之根基,要和他们互相融合,互相吸收。
  
  傅大士创导三教合一,楼颖著的《傅大士录》中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南怀谨先生说:“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儒学是人世的学问,以做人治世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无欲性则刚,”德大至刚则是一位金刚菩萨了。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宁静致远,理论少而智术多,没有道家的脑筋,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利于逆取,所以人们说:“开国以道,治国由儒。”这些都是“世间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所谓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慈悲,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伦理,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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